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之间便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处于汉文化辐射圈内的古代日本很早便传入了儒学．那么,儒学是什么时候、通过谁、怎样传入日本的呢? 在中国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中对此却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一般认为,对日本何时传入儒学的研究,现在只能借助于日本现存的古代史料。

据成书于公元712 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记载: “品陀和气命(应神天皇)在轻岛的明官治理天下．……百济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牡马一匹、牝马一匹．……天皇又命百济国贡献贤人．于是,百济国又派遣和迩吉师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成书于公元720 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也载有: “(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 ‘如胜汝博士亦有耶? ’对曰: ‘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一般认为这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儒学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了日本。

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死后,本应菟道稚郎子继天皇位,但他却推让于异母兄大鹪鹩,其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且年长于己,故应由其继天皇位．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两人互相推让达三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其辞让之诚．有人认为上述二人的这种做法是在效法《论语·泰伯》所载,中国西周时期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君位于幼弟季历的做法,这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人思想产生影响的有力佐证．他们据此断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那么,确切的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纪年的哪一年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公元285 年,也有人认为是公元405 年,还有人认为是公元446 年。

然而,问题是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王仁到日本时带去的书中有《千字文》一卷．而《千字文》一书为南梁周兴嗣所作,其成书时间当于梁武帝在位年间,即公元502—549 年,如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无误的话,王仁到日本的时间当在《千文字》成书后的公元6 世纪,而上述几种推测中最晚的公元446 年也是在《千字文》成书之前．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上述几种推测是否正确．但是,从日本现存的作于公元5 世纪的金文铭文中可明显看出儒学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这又说明早在《千字文》成书之前,最晚在公元5 世纪儒学已传入了日本．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便简单地否定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的可信性,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两种可能。

第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有误,即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 世纪以前即《千字文》成书以前,王仁带到日本的书籍中没有《千字文》一书．那么,当我们引证上述两书的有关记载研究儒学始传日本这个问题时,就必须首先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

第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正确无误,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 世纪即《千字文》成书之后,王仁去日本时带去的书中确有《千字文》一书,有关此事的记载,并非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这是因为,在王仁到日本前、儒学早已随着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活动而进入了日本,并对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王仁去日本的记载,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日本官方首次引进儒学的记载,绝非儒学始传日本之史证．那么,传统的那种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两则史料考证儒学始传日本的研究方法及由此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显然值得怀疑。

于是,有人提出儒学不是由官方经朝鲜间接传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民间交往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具体地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徐福东渡首次把儒学经典——《尚书》带到了日本．因为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说: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严令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诚然,欧阳修的诗作并非信史,且除此之外别无他证,更何况迄今为止,连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尚不能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其事,但可以肯定地说,相当于传说中徐福生活的年代,日本古代文明发生了一次空前的大飞跃,从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绳文文化时代,进入了以农耕生活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弥生文化时代．其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即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移民从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极有可能这一时期儒学经典便随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一起被移民们带到了日本．可见,欧阳修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目前只能算是一种推论。

综上所述,日本何时传入儒学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探讨．(王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