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引《诗》十分普遍,但当时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的,还没有认识到它真正的文学价值,所以对它的作者、编定者、编著年代等问题,不大可能进行探讨．直到汉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才对春秋、战国以及上古时代的文化作了一番理论上的总结．他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他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中述殷,……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台《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自此,这种观点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不断补充、发展．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1800 多,一国献一诗,也有1800 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10 个、20 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3000．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3000 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最早对“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他认为“《书经》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于是,到宋代就形成了反对“删诗说”之风．近代的顾颉刚、钱玄同、范文澜等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15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 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内容),而乐主要指乐曲(形式)．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 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禛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 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300 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了1000 多年,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抠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郑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