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玉堂春》是颇出名的,其唱工做工扮工均可称绝,所以凡扮演青衣的角色,其入门戏之一,必须是先学其中一出的折子戏《女起解》．它是京剧的基本功。

这样,戏剧中的主体人物苏三(玉堂春)也就更见红了。

中国传统戏剧涉及到男女情事,通常有两种特殊图式: 一是公子和小姐．所谓公子好逑．小姐怀春,通过贴身丫头拉线私订终身,风行的“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即是百说不厌的；另一就是公子和青楼妓女．大概仍是公子好色,妓女多情义,经历磨难,终于完成大团圆的理想模式．此中旖旎,似源于唐人《李娃传》传奇．我很怀疑《玉堂春》故事由此嬗变而来．但它似比公子和小姐那类图式要多些传奇味．就其主旋律的悲惨交响乐涵盖的苦中作乐、乐中有苦,这正也调谐农耕社会的士民心理机制和致思途径的,因而为人归依和认同,盛行了几百年。

据说《玉堂春》的苏三起解所以出名,走红大千世界,还有一个原因是实有其事的．唯真,才能尽善尽美,引起人们加倍的共鸣。

最早得悉与《玉堂春》有关的实证的,是十年浩劫后见到的一则报道,说是山西洪洞县修复了县衙里的虎头监狱．它是三晋大地罕有见存的一座明朝牢狱,有人还明确指出此中女监某处就是囚禁苏三的牢房．江山也要名人捧．据说当时新修复的洪洞监狱,门上还曾写有“苏三监狱”字样,地以人贵,它当然是真人真事了．因此游洪洞县,除了到城北二里地那棵大槐树下转转,寄托回归之乡情,其次就是看那因苏三得名的虎头牢狱了。

据说苏三案件还为洪洞留下不少古迹,像皮氏要砒霜的那家药铺；有人还在路旁公园内竖立一块标志: 苏三于押解中曾在此休息过．总之,它要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苏三确有其人其事,也确实在洪洞县落难过．为此那个王三公子王金龙也被说成确有其人的．还说他本名叫王三善,原籍河南永城．由于父亲在南京当吏部尚书,就结识了苏三．他后来努力为苏三平反,以后双双回归永城．不久,苏三病死,葬在王氏祖茔边,据称三十年代还有人在那里见到她的墓碑,上书“亡姬苏氏之墓”。

当然,在山西,像晋中太原和洪洞一带,苏三故事是更为走俏的．“特别是太原,人们长期传说‘苏三为沈洪妻皮氏诬陷的档案’确有其事．并说苏三档案在辛亥革命前,由当过洪洞县知事的河北玉田县孙奂仑窃走．还有人说,苏三档案被孙奂仑卖给法国巴黎古董商人,”(王定南《从苏三故事谈起》,《文史研究》1988 年1 期)据说“有人考证王三公子和玉堂春确有其人．甚至有人在山西洪洞县看到过玉堂春的档案”(王延龄《历史大舞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 年10月),所以胡士莹界定冯梦龙创作的《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所叙为明代实事”(《话本小说概论》)。

苏三故事也许真有其人的．据王延龄说,他听人讲及明代中叶就有古本广东潮剧《玉堂春》,演苏三全部,剧情有一段故事是说苏三在三堂会审后,等候在五里亭,因天寒兼体弱受刑有病,竟冻死在郊外．不久苏三父亲来寻女,惊悉苏三已死,于是痛哭一场．在哭词里介绍了身世．原来他叫周彦字玉柯,河北曲周人,赴山西做官前,将爱女留在家中,竟为继母卖给保定府的苏家妓院,按年龄排为第三,故叫苏三．“潮剧的老艺人却说这是真事,而且祖辈相传,材料来自洪洞县苏三的供词案卷．这供词还讲到玉景隆(一般戏中称为王金龙)和苏三同乡,也是曲周县王家集村人,和苏三的故乡相距仅十余里,他到苏家妓院见了苏三就十分倾倒,两人相爱．”(《历史大舞台》)

看来,苏三故事乃是以明朝中期为大背景的,有其人也有其事。

但是,现今所见最早记述的《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明万历三十四年万卷楼刊本,李春芬撰),与现今流传的《玉堂春》苏三故事构架大体相同,唯出场之主角王金龙作王舜卿,沈洪作彭应科,且是浙江兰溪人,与山西洪洞无关,此案后由时任江浙运使的海瑞审判．此处玉堂春亦姓周而不姓苏．也无“苏三”字样,最后还是海瑞成全他俩姻缘了的．“公令人伪为妓兄,领回籍,后与舜卿为侧室．”(卷一第二十九《妒奸成狱》)此处人地各异,看来是与今本苏三故事,风马牛而不相及,或循此建构再加工的．所谓玉堂春姓苏,始见于冯梦龙《情史》,“河南王舜卿,父为显宦,致政归．生留都下,支领给赐,因与妓玉堂春姓苏者狎”,(卷二《玉堂春》)尔后才有王离去．“山西商闻名求见”“携归为妾”故事．而《警世通言》以此为据,作了维妙维肖的形象思维,以致不胫而走,使苏三故事成为家喻户晓。

因为源流自小说平话,尤其是其源始见于海瑞判审,当不可信．据王定南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山西省委书记郑林对他说,华北局某领导曾请郑组织人员研究苏三故事．为此他作了大量搜集工作．特别是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尚德赴洪洞查看苏三档案情节．尚德参加过太原辛亥革命,曾任副都督府秘书长．“辛亥革命前在太原就传说: 洪洞县县衙门档案库有苏三档案．尚年轻好奇,又与孙奂仑友好,为此专到洪洞县向孙奂仑询问,要看‘苏三档案’,孙和尚一起去问管档案的人,该人说: ‘档案库没有苏三档案．’”

洪洞县衙有否见存苏三档案,当然不能判断有否其人,明末和清季的多次农民起义,洪洞县衙多次受毁,要能保存它,当时也不会有这强烈的意识,但《洪洞县志》均无此案记述,也没有传闻和发现“苏三档案”．因此王定南界定,“苏三的故事流传很广是小说家冯梦龙的功劳”,“写小说的人可以凭空虚构任意编造,但不能作为历史事实”(《从苏三故事说起》)．王延龄也认为,所谓王金龙即王三善说,却在《明史》本传中“不见一个苏三字样,他也并未做八府巡按到山西去三堂会审过”,“看来这些考证都是文人的臆测,真正看戏的人欣赏的是表演艺术,受感动的是故事情节,为他们两位大翻家谱,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历史大舞台》)

看来还是这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苏三故事并非扑朔迷离,其真伪如何,也许这可以作为答案了．(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