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姜尚,《竹书纪年·帝系名号归一图》又称他: 师尚父、太公望、齐太公、吕尚、臧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子牙.他协助武王伐纣,出色地指挥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牧野大战,毛泽东同志肯定这场战争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见《别了,司徒雷登》).他的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连孙武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子兵法·用间》说: “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意思是说周的兴盛强大,正是吕牙辅佐的结果。
关于姜尚的身世、遭遇、武功,先秦的许多古籍记载很多,但多是扑朔迷离,使人难辨是非.屈原在《天问》里就提出“师望在肆昌何识”的疑问.比如,他究竟是哪里人呢?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他是“齐之逐夫”,真是越说越糊涂.1983 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同志陪同日本东京一个杂志社的外宾,专程到河南汲县访问太公的故里.因为己故日本作家幸田露伴写了一本书,说“汲县是太公的故乡”。
关于姜太公是“汲县人”的说法,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会稽太守杜宣和河内郡汲县令崔瑗.《水经注》载: “汲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其次,《汲冢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战国时,汲县属魏国汲邑.根据《晋书·束晰传》记载,西晋太康二年(或言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读音否彪)在城西南15 里汲城村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漆书蝌蚪字.所记始黄帝终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 年)史事,是襄王未卒之时,魏国史臣纂录古志及其国书,以供襄王检阅而传世的,故而称为魏国的《史记》.这些竹简书,世传为《汲冢书》.司马迁写《史记》在公元前104 年,《汲冢书》出土在公元281 年.已经埋藏了五六百年的《汲冢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当较司马迁之“东海上人”之说早近二百年.因此,《汲冢书》出土的第九年,即太康十年(公元289 年),汲令卢无忌立碑铭录了“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一说.详细情况见《金石萃编》卷二十五《齐太公吕望表》.此碑原置于汲县太公庙内,现碑刻已毁,仅存拓片可以佐证。
到了宋代,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 “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当时汲县属河内郡)清代经学大师武亿在《金石三跋》中,对太公的桑梓故里也断言: “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卫辉府志》卷二十七云: “周太公望吕尚汲人.”其他,《汲县志》和《汲县今志》均有相似的记述。
历史上,可能一些人混淆了太公的故里和游寓,才造成了误差.《战国策·秦策五》里的姚贾说太公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棘津之雠(售)不庸”.意思是说,太公事文王之前,曾经是被商朝战败的一个部落的首领,是朝歌(今河南淇县)无用的屠夫,棘津人,得不到任用.“棘津”,《读史方舆纪要》载: “在汲县南七里.”太公不被殷商所用,他只好宰牛,给人家当伙计.当他听到西伯的政德以后,便高兴地“辞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兴矣”.(《路史·太公舟人说》)太公离开自己的故乡,西至陕西渭水渔钓.在渭水边,与西伯文王一见如故,后为文王所用.《考订竹书纪年·殷商纪》说: “(文王)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有鉴于此,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齐太公世家》时,以历史的科学态度,不囿于自己的一说,而是博采众闻,指出了几种可能性,在文内特别加了两段“或曰”的话: “或曰: 吕尚处士,隐海滨.”“或曰: 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这些话,与《孟子·离娄》、《尚书·大传》二书中所云: 太公是为了避纣而“迁居”东海的说法颇为一致.所谓太公是“东海上人”,显然,那是流寓到东海上了,很可能汲县才是他的真正故乡.汲县至今尚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另有东汉崔瑗《太公庙碑》、西晋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北魏武定年间穆子容《重修太公庙碑》等文物,这些碑刻均有“太公汲邑人”的记述。
可是,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并不苟同此说,元好问的弟子、元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恽(号秋涧),在《秋涧先生大全集》中说,太公为汲县之冠冕,“不免流于附会而已”.显然,不同意汲县是太公的故里.清朝著名考据家阎若璩在所著《四书释地续》中也称: “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而《博物志·注》与阎氏之说吻合: “海曲县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吕,即莒,今为山东沂州之地.《太平寰宇记》二十三卷《沂州》说: “领临沂、沂水、费县、承县、新泰,东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七十五里.”所涉史志,均无太公的记述。
然而,王恽和阎若璩的论据从目前国内的有关文献还查不到丝毫的线索.因此,“海曲”之说(即“东吕乡”之说)遭到了清朝著名学者武亿的批驳.武亿在《金石三跋》金石一跋、卷之第三《晋卢无忌建大公表》中进一步阐述: “考之《四书释地》,以后汉琅玡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云,太公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则当日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余谓不然.《水经注》言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于汲,旧居犹存.杜宣所征去古未远,当得其实,而太公既居是土,追近朝歌之墟,不堪其困,然后避居于东,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碑溯其始,而阎氏所著《四书释地续》辄诋为误,不亦甚钦! ”所以,《孟子·尽心》说: “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说明东海之地是太公避纣的“游寓”.汲县究竟是不是太公的故乡? 有待进一步考证.(耿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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