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是许多美国人崇拜的偶像,是所有对家庭忠诚的美国人的楷模,尤其在他于1963 年遇刺去世以后,许多妇女以自豪的心情开始谈论她们与他的值得怀疑的风流韵事.白宫秘书、影视明星、服务员、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一些妇女都宣称,她们曾与这位高个儿、潇洒的总统有过亲密的关系.不管她们如何说,但是在1975 年末,当肯尼迪总统曾与黑发、蓝眼、漂亮、名叫朱蒂丝·凯贝尔的女人有过长达两年秘密暧昧关系之说泄漏出来时,公众对肯尼迪总统正派的信念严重地动摇了。
肯尼迪总统与朱蒂丝·凯贝尔小姐确实有过一段危险的浪漫关系,1975年,当美国的情报机构进行秘密侦察活动时,国会参议院的关于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传唤并询问了朱蒂丝.据说她与芝加哥的黑手党首领萨姆·吉延卡及其狐群狗党约翰尼·罗斯利有密切关系,而这两个人都利用相同渠道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秘密计划有联系.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企图获悉朱蒂丝对中央情报局的原有计划知道些什么,而且,显然还想了解比从秘密证词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朱蒂丝承认曾与肯尼迪总统有过很密切的关系,在她承认与总统有过浪漫关系的同时,她说,她也在寻找萨姆·吉延卡.后者在被准备传唤作证前两天被秘密杀害了。
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于1975 年11月在其允许向公众提供报道的消息时,甚至没有提及朱蒂丝·凯贝尔的名字,而用肯尼迪的“密友”代替.《华盛顿邮报》立即确认所谓“密友”就是朱蒂丝,其他报纸登载了这条新闻并明确而又详细地介绍了朱蒂丝与肯尼迪的关系.公众的浓厚兴趣促使朱蒂丝于1975 年12月17日在加利福尼亚圣迭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朱蒂丝首次公开讲述了她与肯尼迪等人的不寻常的关系.她说: “在此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与肯尼迪的关系是密切和私人性质的,而与任何阴谋诡计无关.我与萨姆·吉延卡的关系和与约翰尼·罗斯利的友谊也都是私人性质的,而且就任何形式而言,没有影响我与肯尼迪的关系,我也不准备谈论他们与其他人的事情.”她还说,她不了解任何地下活动。
在随后几个月期间,当公众以急切的心情渴望获悉更详细的情节时,整个故事传开了.朱蒂丝在其以后撰写和出版的自传《我的故事》(1977 年)中,更为详细地披露了有关其生活和肯尼迪总统的隐情.1960 年2月,歌唱家弗兰克·茜纳特拉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次聚会上,把肯尼迪介绍给朱蒂丝.朱蒂丝说,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特德·肯尼迪也对她有好感,当时也想与她约会,但她借口抛开了他.朱蒂丝和约翰·肯尼迪几乎立即在全美的许多地方开始了秘密约会,其中包括华盛顿、棕榈滩、洛杉矶和芝加哥等。
朱蒂丝,这位酷似肯尼迪妻子杰基的黑发美人宣称,当时是参议员的年青的肯尼迪对她说,他的婚姻很不稳定,但他与杰基不能离婚,因为如果离婚,会断送他的政治前程,他想实现其野心,就不得不维持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在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后,朱蒂丝在白宫与肯尼迪总统至少相会过20 次.她同总统一起吃饭,闲聊和同居.她说,在他们相聚时,杰基从来未出现过,她与杰基也从未碰过面.朱蒂丝与肯尼迪之间情欲缠绵的高峰期显然发生于1961 年的年中,而终止于1962 年的春季.朱蒂丝说,他们是在没有悲痛的情况下分离的;他们都觉得他们的爱情已经衰微了,外界的压力也太强了,做爱太冒风险了。
尽管朱蒂丝把肯尼迪总统描绘成热情奔放、精力充沛和富有好奇心的男人,但她还是讲了有关他的消极的一面.朱蒂丝有次曾愤怒地打消了肯尼迪用另一个女演员上演家庭三重奏的动议.由于总统的背部有伤,他不得不被迫脸朝天地躺着做爱,这使得朱蒂丝感到似乎仅仅为他效劳并满足他的需要.朱蒂丝还报告说,肯尼迪对好莱坞的奇闻轶事十分着迷,并喜欢听她谈论有关与别的男人的床第之事,因为她是在洛杉矶长大的,她的父母与娱乐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有助于她认识无数的社会名流.肯尼迪总统从未与她谈论过政治和政俯的问题,但是他显然希望她参与国家的重要事务,但她拒绝那样做,因为有风险。
从朱蒂丝披露的情况来看,肯尼迪后来之所以与她断绝来往,可能还有着深远的政治背景.朱蒂丝披露说,在她与总统之间打过许多电话.正在与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合作进行反对黑手党斗争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向肯尼迪总统通报了关于朱蒂丝与黑手党党棍吉延卡和罗斯利有联系的问题.胡佛以个人的名义提醒总统,总统与朱蒂丝秘密来往的继续有可能最后破坏总统的职位.胡佛局长还声称,在长达54 周(1961—1962年)期间,朱蒂丝与肯尼迪彼此打过70 次电话进行交谈,而且,朱蒂丝打给白宫的电话有些是从吉延卡的住所打出的.值得怀疑的是,胡佛是否想利用此情报给总统施加压力,促使总统允许他对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的电话进行调查、干扰和窃听.不过,胡佛的披露和提醒的目的似乎主要是让总统结束与朱蒂丝的风流关系,不管她如何想要继续与总统接触。
那么,朱蒂丝最终与肯尼迪断绝来往是因为他们共同感到他们之间的恋情已衰竭了,外面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太大了,还是有别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呢? 这依然是撰写风流总统肯尼迪传记的人所不愿轻易放弃的问题.(时春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