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 没有缘故, 只是一时兴起, 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 棉袄棉裤, 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 没看仔细, 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 ＂抽下去, 一下又一下, 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 仰头望着他, 皱着脸, 眯着眼, 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 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 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 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 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 气塞胸膛, 打一下, 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 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 我恶狠狠盯住他看, 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 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 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 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 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 并不立即动手打, 只定睛看他, 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 问道: ＂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約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 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 一气之下, 只想去做官, 或是做主席夫人, 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 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 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 (女主角的手帕交, 男主角的旧情人．) 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 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 到底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