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施的有无,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意见是:

(一)西施是古代美女的通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屡见．早于勾践200年的《管子》中就说: ＂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她怎么又可能传奇式的出现在200 年之后的吴越战场上呢？

(二)所有与西施有关的先秦典籍,都不曾提到＂美人计＂．连热衷于鼓吹忠义节烈,并且最善于钩奇猎隐的司马迁也没有提及＂西施＂一词,可见美人计故事,实是后人杜撰。

(三)美人计故事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500 年后的袁康、赵晔,又怎么可能知道这段湮没了500 年之久的历史陈迹？

(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的兴亡,有它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绝不是一两个从属人物所能左右的,何况是被封建社会排除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女子．然而,一到国家败亡,就找出女子来当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姐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因此,吴越战争中的美人计,也不过是＂女祸亡国论＂的变种,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惯技,认真不得的．因此,西施实无其人,美人计也实无其事。

另一派意见是:

(一)《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常有后人补人的文字,因此,用这来论证西施的迟早,有没有35是不足为据的．而一到战国时期．诚朴如《墨子》,方正如《孟子》,旷达如《庄子》,都曾对西施的＂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的贾谊《新书》、刘向《说苑》、刘安《淮南子》更是言之凿凿,西施确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

(二)施行＂美人计＂或者误中＂美人计＂,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因此,西施之事,为吴、越两国史家所讳言．柄笔严谨的司马迁未能纳入《史记》,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这富于传奇色彩的人或事,必然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此事首先由籍贯吴越的作家袁康、赵晔分别披露,正是理有必然。

(三)浙江绍兴出土了两面汉代制作的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画中吴王怒視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欲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那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約的二女就当然是西施和另一同献的美女郑旦了．为西施教习歌舞的土城山遗址尚在,供西施居处游览的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遗址尚在．西施其人其事,是不必怀疑的。

当然,吴国的灭亡,必有其自身的不可不亡的原因．西施的出现,只是加速吴王的腐败,在客观上为越王灭吴创造了某种条件而已．夸大西施在灭吴过程中的作用,或者完全否认这种作用,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唐代诗人罗隐在《西施》一绝中说得中肯: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