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之时,冼星海回到了祖国,他表示: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用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給祖国、献給劳动的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服务．＂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冼星海归国后,曾经应邀到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指挥．在那个时代,工部局交响乐团是外国人出资办的,其中从事音乐的人也都是外国人,冼星海去工作,已经属于破例了。

一次,冼星海指挥乐团的人演奏贝多芬的《第八交响乐》,冼星海对演奏不十分满意,于是停下指挥棒说: ＂先生们,你们的演奏过于华丽和轻松了．为了表现贝多芬,我认为宁可粗犷些、坦真些,以体现出快板乐章的浪漫精神．＂说完之后,乐队中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半晌,首席小提琴手说: ＂我们从来都是这样演奏的．＂毫无疑义,乐手是应当服从指挥的音乐处理的,除非找到真凭实据的谬误之处,这位乐手的回答显然是在有意顶撞冼星海．但冼星海却耐着性子说: ＂我觉得,一个指挥对整个演出负有责任,这点你们是应该了解的．＂这位乐手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气势汹汹地说: ＂我们了解,一个不曾产生过一部交响乐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交响乐指挥．＂

冼星海极其严肃而沉痛地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毅然地说: ＂我和我的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卑劣的侮辱,再见吧! 先生们! ＂说完,他推开上来劝解的乐队负责人,大踏步地离开了工部局交响乐团。

冼星海能够忍受个人的屈辱,但他不能忍受对祖国、对民族的诬蔑,这就是一个音乐家的傲气,是他高尚品质的体现。

当然,这些人的话也激起了他要写交响乐的强烈愿望,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终于写成了《民族解放战争交响乐》,《阿曼盖尔达》和《中国狂想曲》等等,可惜因为环境和他身体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整理和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