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读古本大学，谓听讼章后，亡失格致一章，因托程子之意，而自作一章，列于贤传之内。当时群议纷然，以为后儒虽贤，然无自补经书之理。孔子作《春秋》，如夏五郭公之类，何难增补几字，以成其文，而终于阙疑者，慎之也。况朱子所补皆近后人时文之调，不似圣经贤传之体例也，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以鄙意揆之，此章原未亡失。所谓释格致者，即听讼章是也。盖天下物理，本无穷尽，进一境，则复有一境。即以狱讼言之，人第知剖决至当，便为极则。岂知听讼之外，尚有无讼一著，更为超出其上乎？夫人格物致知，识得天下之理，件件有最高一著，其于修齐治平，不难矣。故借听讼一端，以为触类引申之藉，初非即以是为释本末也。盖此章本重知字，不重本字。朱子重看偶然用来之‘本’字，而忘却此章专重之‘知’字，故以之为释本末也。且夫曾子所释者，不过三纲领、八条目耳，本末既非纲领，又非条目，何必特释？若‘本末’既释，‘终始’又何不释耶？今即细玩各传文法，亦自灼然可见。只因‘诚意’为第一章，故曰‘所谓诚其意者’，特用专释之语。若以下四章，皆用蝉联之笔矣。倘专释诚意之前，又加一章‘所谓致知在格物’，则文法乱矣。经传具在，读书者何不静气一观？至于第二节‘此谓知本’，及‘此谓知之至也’两句，乃反复咏叹，令人恍然有觉之意，亦非衍阙之文。（＊附朱熹原文：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白话译文】

朱子读古本《大学》，认为“听讼”章之后漏失了“格物致知”一章，就依从程子之意，而自作一章，列于贤传之内。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后儒虽贤，也无自补经书之理。孔子作《春秋》，如《桓公十四年》中“夏五”之后似有缺字，《庄公二十四年》中“郭公”之后也有脱文之类，以孔子之学识要增补几字，使文句完整，有何困难？但孔子终究还是保留阙疑，此是何等慎重啊！况且朱子所补之文都是近代时人行文之腔调，不像圣经贤传之体例。不过这也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以我本人推测，这一章原本并无漏失。所谓解释格物致知的，就是听讼这一章。因为天下事物之理，本来就无有穷尽，进入一种境界，则又有一种境界。就以狱讼来说，人们只知审理案例决断得公平合理便是最高准则。哪知听讼之外，还有使民无讼这一层更加超出其上呢？人们通过格物致知，认识到天下万物之理，件件都有更高明的一层，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不难了。所以借听讼一事作为触类旁通推及天下事物之引申。本来就不是为解释本末的。其实这一章本着重在知字，不着重本字。朱子重看文中偶然用来之本字，而忘却了这一章专重之知字，就以为是解释本末的了。况且曾子所阐释的不过是三纲领、八条目罢了。本末既不是纲领，又不是条目，何必特别解释。若本末既要解释，终始又为何不解释呢？现在即使仔细体味其余各传文法，也自看得明白透彻。只因诚意为第一章，所以说，“所谓诚其意者”，是特用专释之语法。及至以下四章，都用蝉联之笔了。若在专释诚意这一章之前，又加上一章所谓致知在格物，那么文法就乱了。《大学》的经和传都在，读书之人为何不平心静气仔细看一看呢？至于第二节，此谓知本，及此谓知之至也两句，是反复咏叹，使人读时有恍然领悟之用意，并不是多余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