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的后半生是在香港度过的。

抗日战争是前后的分界线．抗战以前, 他主要是在上海, 幼年在九江、青年时代在镇江, 然后就到了上海, 踏进文坛．“八·一三”以后, 日军攻占上海, 《救亡日报》南迁广州, 主持其事的是夏衍, 他也到广州参加编辑工作, 编的还是新闻版．人在广州, 家在香港, 他周末有时去香港看家人, 一次去了香港就回不了广州＂日军跑在他前面进了五羊城．从此他就在香港长住下来, 度过了整个的下半生, 除了回大陆旅行, 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前半生, 江南、上海；后半生, 岭南、香港．这就是他的一生。

他到广州、香港, 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在香港留下来, 不久就参加了《星岛日报》, 一直到年过七十而退休, 他始终是在胡文虎家族星系报业的这一报纸工作．当年的《星岛日报》由金仲华主持编辑部, 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在那里, 副刊《星座》是戴望舒主编的．叶灵凤什么时候把《星座》从戴望舒手中接下来, 就记不清楚了．从此就和《星座》同命运, 他一退休, 这个活了一个世代还多的副刊也就被停掉．谈起来时, 惋惜中他显得有些凄怆。

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 《星岛日报》换了一个名字: 《香江日报》．而叶灵凤还在日本军方办的“大冈公司”工作, 不过, 一九八五年七月底去世, 有香港“金王”之称的金融界大亨胡汉辉, 八四年初写过一篇忆旧的文章, 提到一个叫陈在韶的人, 当时由香港“走难”去重庆, 被囧谠中宣部派回广州湾 (今天的湛江) , 负责搜集日军的情报．他说, “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 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 交给我负责转运”．他又说: 他日间“往星岛日报收购万金油, 在市场售给水客, 以为掩护；暗地里却与叶灵凤联系．如是者营运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这里说到他是被要求“配合”叶灵凤的, 显然叶灵凤早就在于“敌后工作”了, 是不是仅仅暗中挑选一点日本书报那么简单, 也就很难说．他这以前这以后, 只干了一年, 叶灵凤又干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这至少说明, 叶灵凤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 实际上却是暗中在于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

叶灵凤这时候和戴望舒还是好朋友, 抗战胜利以后两人依然是好朋友．戴望舒是被日军拉去坐了牢的人．以他的爱国立场, 是不会和一个落水做汉奸的人一直保持友情不变的吧．戴望舒有踏十里长途去凭吊萧红墓的诗, 和他一起去萧红坟头放上一束红山茶的, 那就是叶灵凤。

叶灵凤在日军横行香港的日子里的情况, 人们知道得不多, 但就只这些, 也可以看得出一点道理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 《文坛的掌故》的注文曾有这样的字句: “叶灵凤, 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 不久即转向囧谠方面去, 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但一九八一年新版 (四卷) 却把注文提前到《革命的咖啡店》一文的后面, 删去了“投机”、“转向”、和“汉奸”等等, 而改为: “叶灵凤, 江苏南京人, 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被摘去了“汉奸”的帽子．可惜他自己已经不可能看见, 只有靠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了．尽管解放前后他一直受到礼遇,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再被邀请到北京和广州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 但毕竟白纸黑字上还有过这么一顶“汉奸”帽子。

抗战胜利后, 全国解放前, 潘汉年有一段时期在香港工作, 就和叶灵凤保持往来, 有些事还托他做．他们原来就是老朋友, 这时依然是朋友, 播汉年并没有把他当什么“汉奸”对待．他也乐于尽自己的力所能及, 做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当年在上海, 也就是所谓“投机加入创造社”那些年代, 潘汉年办过《现代小说》, 叶灵凤办过《戈壁》, 两人又合办过《幻洲》．柳亚子有过《存殁口号五绝句, 八月四日作》, 每一绝句咏两人, 一咏鲁迅、柔石, 二咏田汉、黄素, 三咏郭沫若、李初梨, 四咏叶灵凤、潘汉年, 五咏丁玲、胡也频．关于叶灵凤、潘汉年的是这么一首诗: “别派分流有幻洲, 于菟三日气吞牛．星期沦落力田死, 羞向黄垆问旧游．”这却是叶灵凤前半生的旧话了．潘汉年含冤多年, 终于得到平反．叶灵凤前半生和他在上海都挨过鲁迅的骂, 而叶灵凤更是首先“图文并谬”地骂过鲁迅．挨鲁迅骂过的, 未必都是坏人, 这样的事例有的是．而骂过鲁迅的, “悔其少作”的更不乏其人．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 他总是微笑, 不多作解释, 只是说, 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 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抗战胜利后, 不仅戴望舒、潘汉年, 在香港暂住过的郭沫若、茅盾、夏衍……许多人, 也都和叶灵凤有往来．这不免使人想起“鸟鲁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而谁欤”的老话, 也想到“汉奸文人”恐怕是一顶很不合适的帽子。

在抗战期间, 叶灵凤由上海南下, 经广州而香港, 是为了抗战救亡．日军占领香港后, 他没有追随许多文化人通过东江或广州湾, 到桂林、重庆去, 却也没有回上海 (重回“孤岛”并不就是投敌) ．他留在香港, 在日军属下的机构和日军治下的报纸工作, 那是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还有胡汉辉所指出的那些为了抗战的工作．其实不必等到一九七五年盖棺, 他这一段历史早就在朋友们间已经论定的了．一九五七年版《鲁迅全集》的那一条注文, 显然是“左”手挥写出来的．那些迷雾应该随薪的注文而散去。

新中国如日初升．叶灵凤的老朋友戴望舒回到北京, 参加工作, 在北京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叶灵凤却没有动而依然静, 只是静静地留在香港, 默默地辛勤工作．当然, 西相比较, 他是显得不够积极的．他自称一生从来不写诗, 也许是缺少了一份诗人的激情吧。

他长期在《星岛日报》编《星座》副刊．由于报纸的立场, “座”上后来只是登些格调不低的谈文说艺写掌故的文章．他自己就写了不少读书随笔和香港掌故, 也写了不少香港的风物．读书, 首先就要买书．三十多年在香港的安定生活 (日占时期三年零八个月的动乱是例外) , 使他这个“爱书家”藏书满屋, 而成了知名于港九的一位藏书家．他的住所不窄, 厅里是书, 一间两间房里也是书, 到了晚年, 坐在厅里, 就象是人在书中, 不仅四壁图书, 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 被书籍发展了一些占领区了．他自己估计, 藏书将近万册。

由于是作家, 文艺书刊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由于曾是画家, 美术书刊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由于居港多年, 有关香港历史、地理、博物的书刊也占了主要的一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稀世珍本, 但有些还是较名贵的．有的朋友说, 最可贵的是有关香港的这一部分；有的说, 美术书刊也很可贵．所有这三部分, 既有中文的, 也有英文的, 名贵的多是那些外文书籍。

也不是全无珍本, 有一部清朝嘉庆版的《新安县志》, 就是他自视为稀世珍本的．他对朋友们津津乐道, 这是三稀之物, 据他所知, 只有广州和北京各藏有一部, 他都翻阅过, 都有残缺, 以他这一部最全, 既是海内外三稀之一, 更是海外孤本．这部书在香港是颇有一点名气的, 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都转过它的念头, 曾经出了好几万港元的高价, 合今天的币值总在百万以上吧．这对于一介寒士如他来说, 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他却一概小视之, 不放在眼里, 不放弃那书．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只有一部抄本, 后来得到他的同意, 复印了一部．对这一部使他十分风流自赏的书, 他生前就一再表示, 要送给国家收藏．他死后, 他的夫人赵克臻按照他的遗志, 送给了广州中山图书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这部志书所志的当年的新安, 就是今天广东的宝安, 还包括宝安以外“东方之珠”的香港和后起名城的深圳．它之所以成为珍本, 受到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的珍视, 更受到被认为是深通香港掌故之学的我们这位爱书家的珍视, 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完成送书心愿的举动他本人虽然看不到, 人们却看到了叶灵凤的一片爱国之心。

如果不是由于受他家人委托的朋友的拖沓, 他的全部藏书也会送回内地, 而不会落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楼的．当时是怕《新安县志》可能树大招风名高受累, 先送出为妙, 其余的不妨缓缓而行, 这就造成了不应有的迟延, 当家人不堪满屋书刊的拥挤时, 中文大学表示愿意造单全收 (事后清点造了一份书单送家人留念) , 这些藏书就被如释重负地转移到山明水秀的沙田学府中去了．当时曾使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惋惜．现在香港既然回归祖国大家庭有期, 香港的公物将来也就是国家的公物, 楚弓楚得, 也就没有什么可憾了。

叶灵凤藏书虽多, 藏画册虽多, 藏画却很少．使他说起来就显得面有得色的, 不过是汉武梁祠画像的拓片, 和毕加索、马谛斯作品精美的印张而已．前面提到过他“曾”是画家, 那是由于他从上海到香港之后, 就一直与作画绝缘, 自我放逐于画家的行列, 尽管他还是喜欢他从事过的西洋画。

他放弃了作画, 集中精力于写文章, 天天写．正象他的藏书一样, 他的写作大体也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读书随笔 (渊博) , 一类是香港掌故和风物 (精通) , 一类是抒情的小品 (隽永) ．由于差不多都是为报刊而写的, 一般文章都不长．六十年代以后, 出了成十本不算厚的书: 《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晚晴杂记》、《霜红室随笔》……特别是抒情小品, 象着墨不多的山水写意画, 最是淡而有味．所抒的不少是怀乡爱国之情．早年写过的小说不再写了；翻译却有一些, 如茨魏格的小说、纪伯伦的小品之类．此外, 也写过一些为稻粱谋才写的东西．在他身后, 留下了大量的遗稿有待于整理出版。

他用过的笔名有林丰、叶林丰、霜崖、柿堂、南村、任诃、任柯、风轩、燕楼……有时就用叶灵凤．晚年用得最多的是霜崖。

他也有过写一两个长篇的念头, 想写的是以长江、黄河分别做主角的《长江传》、《黄河传》, 却只是蓝图初画于胸中而已。

他主要是在自己编的《星座》上写文章, 也长期在左派报刊上写文章, 到他晚年, 在他所工作的《星岛日报》里, 他已经被人看成左派了．他怎能不左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左右壁垒分明, 不相往来的香港社会中, 他不避和左派来往, 又在左派报刊写文章, 每年还参加“十一”国庆的庆祝活动, 应邀到广州参加广东作协的活动, 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李宗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以作家身份参加) , 不时参加接待过境的北京、上海的作家……这就够他左的了．这左, 其实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十六、七年, 他一直在香港, 有几次短暂的离开, 就是这样去广州, 去北京、南京、上海……台湾, 没有去过；日本, 去过一次, 别的外国, 没有去过。

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 (五十年代以后) ,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也就是关在书里, 对外的活动不多．很可记忆的一次活动是: 主持把萧红的骨灰迁移到广州．在香港完成了《马伯乐》的萧红, 也在香港完成了自己短暂的一生．那时正是日军占领香港的第二年, 兵荒马乱, 她被草草埋葬在浅水湾海滨．一九五七年, 那里要修建旅游设施, 萧红的坟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 文化界的朋友发起为她迁墓, 广东作协表示欢迎迁葬于广州．萧红在港无亲人, 这就由他和陈君葆出面办理, 而由他在一群文化界朋友的陪同下, 亲送骨灰到深圳, 由广东的几位作家到罗湖桥头相迎．萧红的骨灰后来葬在广州的银河公墓 (这件事也可以为他添上左的一笔吧) 。

至少在香港, 他是并没有“转向囧谠方面”的, 尽管和囧谠的人有所往来．一般被认为右或中间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 他也都各有接触．这样, 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 也有人认为他右, 甚至于在他去世之后, 还有生前和他有来往的极个别的左派人士说他是“汉奸”的．真是难矣哉! 在他晚年, 他的名字有时和一些老作家如曹聚仁、徐訏……这些名字一起被提到。

他曾经想和朋友们办一个文艺刊物, 连名字都想好了: 《南斗》．但始终未能如愿, 朋友们都不是有钱人, 他除了工资就是为数不多的稿费 (尽管天天写, 他却不是日写万言以至两三万言的“爬格子动物”) , 除了分担八口之家还要满足自己的爱好去买书、买书, 那有力量去支持一个那怕小小的刊物? 十年容易, 他离开人们去作永恒的冥士旅行已经十年了 (时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替他擦掉当他辞别这个世界时还没有擦拭干净的一些尘垢, 也许还不是多余的事．老套的话在这里似乎还是有意义的: 安息吧! 今天是可以真正无憾地安息了．朋友们为他感到一点遗憾的, 是他不能及身看到那顶“汉奸文人”帽子的消灭。

（宗兰）一九八五、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