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的中央专治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