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积极的出世精神,要有所作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己任。儒家的正人先正己、修己以安百姓、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精华。儒家认为,当政者只有做到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做到执政为民、为政清廉,做到与民鱼水交融、和谐共处,做到为政宽和、政通人和,才能实现民心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目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 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大学》）平天下的前提是治国,而治国的前提则是齐家。君主只有信奉“孝”道,以身作则,成为天下万民的楷模,人民才会纷纷效仿,天下才能成为一家,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才能落到实处。可见,治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核心的环节,治国之道也是最最实际的问题。毕竟,如何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才是统治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代王朝在政治上一直坚持儒家“和为贵”的理念。《论语·尧曰》说,“尧曰: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恭,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意思是说,统治者的祚命长短,全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行事之能否持中守恒,一旦出现偏颇,四海困穷,国君的祚命也就永远终结了。为政治国的最高准则就是“允执其中”,最高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只有做到了“中和”,才能“天禄永终”。《汉书》记载大儒公孙弘向汉武帝的对策: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硃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在这里,公孙弘向汉武帝提出了儒家的重要治国理念“和”: 作为帝王要“和德于上”；身为平民百姓当“和合于下”；个人修身还要做到“心和”、“气和”、“形和”、“声和”；最后达到“天地、阴阳和”,如此,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此乃“和之至也”。如果真能以和为贵、以德配天地,那么就会出现凤鸟至、龙龟现等吉祥之物,那么圣人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大治社会将至,那么万国就会来朝,实现协和万邦、平治天下,“此和之极也”。由此可以看出,和谐一直是儒家重要的治国理念。“汉武盛世”的出现,与这种重视“和谐”的思想不无关系。

儒家认为要实现政通人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首先就要正名,只有名分定了,人人安于自己的本分,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基本和谐。孔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甭的现实,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形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论语》还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持中,要守恒,君臣父子各在其位,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过无不及,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如此天下必治。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违反了持中守恒的原则,或过或不及,以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如此天下必乱。可见,孔子提出正名主张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明确各自的地位等级、名分职责,来维护社会等级的安定和谐。其次,儒家强调人与社会和睦共处,贵和持中,用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就是要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礼乐的调节和规范,离不开伦理纲常的约束。伦理纲常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内在道德依据,礼乐制度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外在行为规范,两者缺一不可。最后,儒家的“民贵君轻”、“庶人安政”等重民、富民、爱民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维持社会和谐、安宁与稳定的基础。孔子说: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提出“君舟民水”论,把君比作船,民比作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种以民为本,以天下苍生的饥寒冻饿与否作为评价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的思想,根本着眼点还是在于这个统治秩序的和谐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