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道者所说“贤者过之”之一点,最不易得人了解。我们于上文说,在道德方面,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的完全。有些人多以为,如果某事如此做,是道德的,则于如此做更进一步,当然是更道德的。在历史或小说中,有圣贤及侠义两种人。有些人以为圣贤的行为,是道德的,而侠义的行为则是更道德的。《儿女英雄传》中,安水心说,侠义行事,“要比圣贤都高一层”。比圣贤都高一层者,即其行为是更道德的也。

如所谓道德的人,只是在道德方面,勉强及格,如学校中普通考绩之六十分然,则所谓更道德的人,即如学校中普通考绩之七十分或八十分。有些人持如此的看法。照他们的看法,圣贤所讲的中庸之道,都是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话。圣贤的行中庸之道的行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照他们的看法,圣贤所讲的中庸之道,都是仅为一般普通人而设,有特殊聪明才力的人,是不为此所限制的。

这一种看法,讲中庸之道者,当然不能赞成。我们亦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说,在道德方面,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的完全,既是必须如此做方能得最大的完全,则不如此做,即不能得最大的完全。不但不及此者不能得最大的完全,即过此者亦不能得最大的完全。所谓“过犹不及”也。我们说,圣贤的行为是道德的,意思不是说,它是勉强及格,而是说它是最道德的。最道德之上,不能有更道德的。

《后汉书·独行传叙》说: 独行的人,“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这两句话很可说明圣贤的行为,与侠义的行为的性质的不同。侠义的行为,在有些方面,是比中道又进一步。就此方面说,他的行为,可以说是比圣贤都高一层,不过这高一层,只是一方面的,就一方面看,他的行为比中道又进一步,但在别的方面,则必有不及中道者。他于此方面过之,于别方面必有不及。他只顾到此方面,而不顾到别的方面,所以他的行为不是“周全之道”,而只是“偏至之端”。圣贤所行的是中道,单在一方面看,其行为似乎是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但他却是各方面都顾到底。所以他的行为不是“偏至之端”,而是“周全之道”。所以圣贤的行为,可以成为社会上的公律,而侠义的行为,则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因此在道德方面侠义的行为,不能比圣贤高一层。

（注：儒者行中庸之道，需大智慧作依托。个人修为三六九等，与之处事者又根性不一，若能与不同人做不同事皆做至恰到好处，这中庸之道绝对没有固定的标准。遇修为浅者，也许能做到不失人又不失言，若遇修为高于自己者，言谈举止中绝对避免不了失人或失言。“恰到好处”本来就是相对法。文中“最道德”哪里有统一的标准可寻？佛教讲百界千如，只人道也分十界甚至百界。佛教分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为何如此分？因为每乘佛法都有相对的标准。同样讲善，各乘的标准皆有出入。若言“最道德”，人道十界相对次第而升，但对于天道而言，又不是“最”道德。如是而言，大众所行中庸之道，皆是各自的中庸。某些大儒依《论语》总结出“智在仁上”，好比佛家非常强调“般若”一般。行中庸者，必须提升各自的智慧，方能做到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