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智慧的生成,智慧的发挥,智慧的积累,可能有复杂的因素。考虑这样的问题,宋代文化巨人苏轼的意见或许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他在《东坡易传》卷六写道: “凡人智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说智慧因忧患而生,愚昧因安佚而生。另一位宋人李昭玘也,然而与其对应的,是“祸见于已形”。南宋人张九成则说: “抑又闻之,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九成的话,推想源出《孟子·告子下》语: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苏轼等人指出“智生于忧患”,已转孟子之意,注意到“智”之生成的条件在于“忧患”,也算是对智慧的历史表现的一大发现。

先来看“智生于忧患”的第一层涵义。就社会个体来看,“忧患”可以磨砺意志、锤炼精神、修养心性,激发个人内心的智慧。张九成在发表“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论点之后,又说: “故德慧术智乃起乎疢疾。”随即阐发《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语意。接着又写道: “顽嚚傲很,乃成大舜。险阻艰难,乃出晋文。岂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为造化乎！”司马迁亦早已有关于忧患困苦可以“成就”智慧的论述: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谓“智生于忧患”的第二层涵义,也许是关心历史的人们应当更为重视的,这就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而言,“忧患”可以激发社会智慧的发生和盛起。通过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经过社会历史的动荡,激烈的锻淬,往往使得社会广大层面的智慧得以焕发。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东: 《〈伦理学原理〉批注》）。所谓“人才辈出”,就是说社会智慧的闪光点其亮度和密度都十分可观。

《庄子·缮性》发表“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的理念,又提出所谓“以知养恬”,主张“知与恬交相养”。“知”就是“智”。宋代文学家杨万里又说: “智生于仁。”这些意见似与“智生于忧患”有所不同,然而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发生学的思考。“以恬养知”之说和“智生于仁”之说,指出了智慧应当有道德的基础和文化的氛围。只是这些认识,较之“智生于忧患”的历史发现,毕竟是另一层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