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此节论“作”、“述”之别甚明,然而《论语》载“子曰‘述而不作’”,学者于此议论纷纭。既称孔子为圣人,而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何以称之为圣人?如谓孔子有作,则孔子所作在于何处?

朱子《论语集注》解此节,约有三义:其一,以孔子语为自谦之辞。其二,以为孔子确为有述无作,是贤非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三,孔子虽然不作,功业则超乎始作。“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孝经》一书,以实情论之,文本多撮述经传,情节则孔子与曾参问答,而又篇幅简短。汉人虽重《孝经》,而其简册形制仅当经书之半。《六经》皆长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

《贞观政要》载唐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与魏徵各有所对,而唐太宗以为当草创之时则草创为难,当守成之时则守成为难。按《易经》有“随时之义”,《中庸》有“君子时中”。当其时之谓可,而时有盛衰。故当盛世之时,始作为难,绍述则卑卑无足论；当衰世之时,始作不可得,绍述则难能可贵矣。

孔子当晚周衰世,故不可言始作,只可言绍述。刘炫曰:孔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邢昺曰:孔子“生不偶时,適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僣乱,礼乐崩颓”。要之,孔子“述而不作”,孔子之时也。

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对于古学的守旧,亦即是重要的创新。故孔子之所为在三代当为述,在晚周则为作。当周文疲敝之时,孰能保三代学术而守之?当秦火之后,孰能保《六经》章句而守之?当民国“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孰能保数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当此之时,似之守旧,实即创新。

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意谓孔子未能创始,而能善终。据邢昺推论,孔子作《孝经》之年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此时孔子之“述”,其实际作用甚至超乎先圣之“作”,亦犹《孝经》之“总会”甚至超乎《六经》。

孝,上行下效也,先祖行、子孙效也,圣人行、贤人君子效也。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之后,殿以《孝经》,越过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论“三才”,继论“孝治”、“圣治”,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其实寄寓“大孝”、“至孝”、“达孝”一重境界。“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盖意欲以承接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华夏神州固有的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