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描绘这个制度说,各家在其私田中五亩宅基的周围,要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稠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不过仅仅是王道之“始”,因为它仅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痒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行这种王道,并不是与人性相反的事情,而恰恰是圣王发展他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回事。我们已经知道,照儒家所说,仁,只不过是恻隐之心的发展；恻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实行爱人、实行忠恕的结果。

照孟子所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说,人人好货、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从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王道。

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即使是在“内圣”的意义上,孟子对于这个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所以充分发展了这个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