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讲法治，恒论商鞅。商鞅，战国卫之诸庶孽公子，好刑名之学，相秦孝公，封于商，号商君。变法，严刑，急功利。令民为什伍，互相监察，一家有罪，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诛其身，没其家。弃灰于道者刑。一日临渭，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太子犯法，刑其传公子虔。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发吏捕殃。鞅亡至关下，欲投宿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鞅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有宿怨，纳之秦。秦惠王车裂商君以殉，遂灭其家。

商鞅相秦十年，秦民逼于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而宗室贵戚尤多怨望，时有赵良者，言其危如朝露，不如捐其封地，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尊有德，可以少安。鞅不听，未几，遂及于难。论者曰：“鞅之智可悟赵良之言，然偏怙权恋栈，不至裂身灭家不止者，实以罪恶贯盈，决当受报，有不容其逃死者也。”

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贤者所不忍。若商鞅者，动辄刑戮，连坐无辜，实为忍人，其罪可胜言哉，虽罹大难，罪能尽乎。至若孝公，用忍人，行酷政，尽废缪公之德，可谓忍之尤也，其欲以是强秦，适伏灭秦之祸。原其孽，悉在功利之心，以其贪功图利，乃忍为人所不忍为。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哲言史事，垂戒后世明矣。今者，功利之言盈天下，残民之术远胜于商君。大恶不止，核子战发，全球无所逃。不忍见此结局者，能弃仁义追功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