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易礼春秋，为儒学五经，也是国学的根本典籍，其中易礼诗经，都是由孔子就先王的遗籍赞修删定而成，也就是孔子自说的“述而不作”，唯一由孔子创作的就是春秋。孟子滕文公篇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这几句话，可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之说明。

春秋之作，起于鲁隐公元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计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学家所称的春秋时代，即因春秋之书而得名。鲁国的旧有史记也称春秋，当时列国各有史记，但名称不同，据孟子离娄篇说，晋史名乘，楚史名梼杌，鲁史名春秋，其实则一，都是以文记事的史记。但孔子所作的春秋，除以文记事之外，特别的是藉事明义。孟子曾引孔子的一句话：“其义则丘穷取之矣”。由于春秋特重于义，所以不能算是史书，而是经书。 春秋所持的义理，是要发挥其教化的功能，其效果，可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拨乱世，反之正”。因此，春秋的笔法便与一般史笔大异其趣。例如东周天子，政令已经不行于诸侯，而诸侯也不多奉周王的正朔，但春秋经文仍书“春、王正月”。吴、楚之君，都已恃其强盛势力，各自称王，然而春秋仍以子爵称之为吴子楚子。

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在城濮击溃楚师，回来之后，建筑王宫，召周襄王，会诸侯于践土，史家称为践土之会。此会明明是晋文公召周襄王，但春秋乃书“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因引孔子之言解释：“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隐公四年三月，春秋书“卫州吁弑其君完”，州吁弑其兄，自立为卫君，到了同年九月，便蹈覆辙，见于春秋，但所书的不是“弑君”，而是“卫人杀州吁于濮”。类似这样的笔法，在春秋经文里随处可见。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感叹“吾道不行矣”，乃因鲁国史记而作春秋。所以孔子作春秋志在行道。孔子的道至为广大，如以礼记大学而言，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内外一贯，无非是道。行道的基础，即在教以人伦。个人的心理与行为，人群的组织，无论君主或民主时代，亦无论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都需伦理来维系。伦理观念一旦丧失，便有层出不穷的人间惨祸。春秋笔法就是要在乱世重建人伦价值观念，树立善恶是非标准，消极的意义在消弭一切人祸，积极的意义则以人伦为基础，希圣希贤。所以这是国学中的一部圣经。

春秋经文只有一万八千字，然而，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天下大事都记载其中，而且以此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劝善惩恶，足令当时与后世的乱臣贼子知所畏惧，如果不是圣人之笔，谁能办得到。所以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因此，读春秋经，必须读春秋传，不读传，经文一个字也读不通。春秋传在十三经里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研读三传，又各有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