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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波四表 周流六虚
来源:儒家人物 作者:

廖平的经学思想前后历经六变,他曾自曰:

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年数,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

廖平学术前后层变,惚恍不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综观其学,前三变谈今古文问题,尚属经学范围;后三讲变天人之学,已超出传统经学的范围,自云“晚年实为哲学、非经学”,章太炎也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因此,我们这里也暂不讨论,只就其前三变略为评说。

对廖平学术,历来评价不一。历史学家重视他的“一变”,因为“一变”区分今古;今文经学喜爱他的“二变”,因为“二变”尊今抑古;古文经学家赞扬他的“三变”,因为“三变”张大古学。避开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我们认为廖平的“一变”、“二变”最为可观。

廖平“一变”平分今古。经今古之争起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时期。当时,两者之间存在的分歧,诸如经本的有无残全,礼制的大小异数,师说的分歧异论等等,都清清楚楚,阵营分明。郑玄遍注群经、杂采众说,郑注独行而诸说尽废,遂使今古混杂,家法莫辨。后人治经,都不辨今古。这对避免因门户之见而引起的“党同门、杜道真”的恶习固然有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对今古文经大小异制如何解释?对今古文学经学如何评价?对两汉学术史如何编写?等等,都由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杂,界线不明而无从着手。更有甚者,因不知今古文之辨,甚至连后世赝品伪书也无从辨认,东晋梅颐的伪《古文尚书》选得以欺唐骗宋而无人觉悟。至使学界叹为莫大的羞耻!清代乾嘉考据之学,重实证,讲考据,但都停留在名物训诂的许郑之学基础上;至常州学派,始讲家法、别今古,但是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今古,或以流传地域论今古,或以传授范围论今古,都此牵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领。廖平在治《春秋谷梁传》的时候,发现《谷梁》说制度与《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经师说,亦莫不若合符节。相反,古文经学的制度则与《周礼》相合,而与《王制》绝相背驰。于是认为今古文学分歧的根本在礼制。再验之许慎《五经异义》,其中所载今古之别二百余条,也“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于是,廖平专就礼制之别考察今古文学,认为,今学礼制在《王制》,古学礼制在《周礼》,著为《今古学考》,纲举目张,“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纠葛,得以缕析区分,如利剪断丝、犀角分水,各归部居,不相杂厕。千载迷案,一朝释然,其功固大矣、伟矣!因此论者将廖平区别经今古文学的《今古学考》,与清代顾炎武发现古音的《音学五书》、阎若璩驳证伪《古文尚书》的《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的“三大发明”,实非过誉。无论学术崇尚如何,正直的学者都一致肯定这一点,俞樾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因读《今古学考》而引廖平为“知己”;刘师培称赞廖平“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又说“井研廖平,通贯汉师义例,寻源竟委,径渭分明;批驳郑玄、杜林、范宁谬说,击中要害,如泥墙崩塌。实乃深知经学家法义例之杰出人材,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俞樾、刘师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学家,学术主张与廖平“绝相反”,可是都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原因就在于他精熟汉师家法,善分今古之别,度越了前贤伦辈,因而诸贤皆乐于从善服义,翕然称扬他。

自从廖平区分今古学之后,近代经学方免于依违两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指明的博士师法,逐级以登高;治古文者,也依廖平所指斥的疵瑕完善其学术,巩固其营垒。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康有为之伦,无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皮、刘二人最为明显,蒙文通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叔。”皮锡瑞,字鹿门,著有《经学历史》、《五经通论》,他严守今文家法,其《五经通论》中,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等专论,显系承廖说而阐发之。刘师培,字申叔,家学四世治《左传》,1912年入蜀为国学馆长,“朝夕与廖氏讨教,专心于《白虎通义》、《五经异义》之书”,深究今古文师说,后来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经旧说考略》,自称“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抵,不可以动摇也。”而这个使古学成立的根抵之根抵,却是廖平以礼制分辨今古之说。可见廖平开创之功,抛引之力,固不可没。

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从社会效益看,在廖平《辟刘篇》、《知圣篇》影响下,出现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疑古精神导致人们对旧教条、旧观念的冲决,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沉睡的东方巨人从古代中世纪的美梦中惊醒过来,以反思的姿态、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康有为的“两考”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号角,那么,廖平“二变”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这对号角激昂的进行曲。从学术上看,“二变”的疑古精神又客观上帮助人们从沉闷的古经崇拜、圣人崇拜的风气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从怀疑古文经,到怀疑其他经典,从怀疑儒家经典,到怀疑史部、子部经籍,举凡从前人们信而不疑,引以为证的一切先秦古书,统统都在被怀疑、被清算之列。从深一层上看,从对文献资料的怀疑,进而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古史辩”运动。其间容或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是,力图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因而成为中国近、当代科学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辨伪运动,廖平实开其先河。

廖平学经六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者,这就是尊孔尊经。为此,他特著《尊孔篇》,明确宣称:“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经为主。”在各种时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国大地的本世纪初叶,还以“尊孔尊经”为学术主旨,未免显得落后和迂腐。不过,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复古倒退的“孔”,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经,并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而是为后世制诰、因时制宜、为时损益的经。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经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学究,无疑高出干百倍。他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又是那些声嘶力竭叫嚷在中国全盘西化,甚至引进耶稣天主的崇洋派,无论在学术创见方面,还是在振奋民族自尊心方面,都无可比拟。只是,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可能后知百世,预先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制定出济世良方。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有的博大的孔经哲学,廖平将旧有一切原本与孔学互不相干的思想资料,以及他所接触的点滴西方词句统统纳入孔学之中,形成所谓小大、天人之学,竭尽穿凿附会之能事!这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却是可嘉的。只惜他接受的毕竟是旧式的经学教育,思想深处的孔子伦理已深入骨髓,难以跳出孔学,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千溪百壑,都欲纳入孔学,结果除了将孔学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变成经学怪人而外,既无补于近代社会的改革,也无补于孔学的尊大。同时又由于他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现代文化史学者那样,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也不能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利用西方理论来对孔学作新的阐释,因此无论他动机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奋,他不仅未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为人信眼的孔经哲学体系,而连自己也难以自坚其说,一次又一次屡变其说,这一实际,正好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位经学家而被载入了史册。廖平的遭际也表明,儒学要在现代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吸取人类新的思想资料,结合中国国情,对儒学进行新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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