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羲对于科举功名素不热衷，尤其是在遭家难之后的这几年中，作为长子，他或因昭雪父亲的冤狱而南北跋涉，或为一家之衣食生计而东西奔走，虽然仍读书不辍，却“无暇更理经生之业”（《黄宗羲全集》一，《思旧录》）。不过，在那个时代，科举的道路被天下视为读书人立足社会施展抱负的正途。天启三年（1630），宗羲到了南京，与沈寿民（字眉生，安徽宣城人，侨居南京）邂逅相识。这一年逢午，正是乡试开科之期，寿民劝宗羲应考。如能中举，对家人也是一种安慰，因此宗羲参加了庚午科南京乡试，结果却名落孙山。返乡途中，在镇江遇见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江苏苏州人，崇祯八年曾一度入阁），两人同乘一船，直到苏州。开中叙话，言及这次科考，宗羲便将自己的试卷呈上，请身为父执辈的文起先生指教；震孟阅后极为赞叹，“嗟赏久之”，对宗羲说：你日后“当以古文呜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思旧录》）。

这番经历，使宗羲进一步认识到“科举之学锢人生平”，于是更为自觉地把精力集中在能够经世致用的“实学”上。虽然后来宗羲也曾数度入场屋参加科举考试，其实都是聊以应景，早已不存有博取功名之类的心思了。

当年尊素被逮入京时，曾谆谆告诫儿子：“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年谱》）；途经绍兴，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或念台先生，浙江绍兴人，1578—1645）为尊素饯行，尊素在席上又嘱咐儿子拜宗周为师。宗羲牢记父亲的遗嘱，回到家乡后便开始发愤治学。蕺山先生是当时名儒，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政治上十分同情和袒护东林党人；学术方面提倡“慎独”、“诚意”，毕生研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而对两者又有所批评。宗羲在蕺山门下问学，致力于研究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地处浙东的绍兴素为人文荟萃之区，讲学论道之风极盛，所谓“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全祖望《鲒囗亭集》外编16《槎湖书院记》），宗周之学，出姚江学派（王阳明心学）。崇祯二年（1629），宗周与陶爽龄一同讲学于绍兴证人书院，陶氏宗阳明学末流，喜欢援儒入释，与弟子“授受皆禅”，“姚江之绪，至是大坏”（《梨洲先生神道碑》），宗周对此十分不满，刚入蕺山门下的黄宗羲攘臂而起，约集“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破斥陶氏之说，使蕺山“慎独”说更为发扬光大。在问学蕺山门下同时，宗羲又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史籍。他从《实录》入手，将本朝自太祖迄光宗共十三朝《实录》细细研读，然后再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年谱》），这样，不但“通知”了本朝史事，还深入了解了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史事，为“经世致用”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学问基础；不仅此也，宗羲还多方搜求、广泛涉猎，邀游于中华学术的海洋中，“旁求之九流百家。既尽发家中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以为常”（《神道碑》），极为深入地钻研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旁及天文、地理、历算、音乐、释老等各类书籍。这使他锻炼养成了别具只眼的独立思考能力，往往能“凿空新义，石破天惊”，生发出卓异而深刻的见解。

宗羲有四个弟弟，其中大弟宗炎（字晦木）、二弟宗会（字泽望），都由宗羲亲任教导之责，一不数年，皆大有声，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年谱》）。这一时期，黄宗羲不过20多岁，却一时名声大噪，“所居虽僻远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年谱》），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不少名流，与沈寿民、陆符（字文虎，浙江鄞县人）、万泰（字履安，与文虎同里）最称莫逆。

在发愤力学、刻苦攻读的同时，宗羲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以高度的责任感注视着天启以后的政治风云。

当时，虽然魏忠贤等已经伏诛，他的羽翼爪牙也被剪除，但是，阅党残余远未销声匿迹。尽管崇祯二年（1629）曾“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虽保留名位却无实权，然而“其党犹满朝”。他们虽蛰伏朝野，却一直在窥测试探，待机翻案，企图东山再起。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体仁宇长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貌似恭谨忠厚而内心残刻，又颇具心机，巧于揣摸迎合皇帝的心意，因而很受崇祯宠信，居内阁掌朝政达8年之久。此人早在天启年间就曾赋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与东林党则格格不入。崇祯初年廷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名列第二，温时为礼部尚书，但资望尚浅，不在被推荐者之中。他意会到崇祯对钱心存疑虑，便大张挞伐，翻出7年前已有定论的旧案，攻击谦益受贿、“结党欺君”。结果，在其他大员一致认为谦益无罪的情况下，谦益仍被革职回籍、等候处理，一些受此事牵连的官吏如瞿式耜等都遭贬谪；而钱氏曾被指为“东林恶党”，当年阮大铖向魏忠贤上所谓“点将录”，将钱列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巧星”。由于这些缘故，当温体仁入阁，不久又擢为首辅、大权在握之际，“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传》）；而体仁亦“庇私党，排异己，与举朝为仇”（《明季北略·朱国弼劾温体仁》），对正直势力形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士大夫集团中正直一派的急先锋，是以少年名士为主体的复社。

明中叶以来，士大夫集会结社之风特盛，三五同道，声气相求，即可组成团体，或者赏花赋诗、饮酒衡文，或者讥弹时政、臧否人物，已成为当时文人生涯之一组成部分。万历之后，因为朝局清浊不定、政争频繁，这种结社也就往往更含有较浓厚的政治气息。江南人文渊薮，集会结社尤为普遍，天启、崇祯间，较知名者就有应社、国门广业之社、读书社、小筑社、诗社、文社、几社、登楼社等等，不一而足。

崇祯三年（1629），名士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联合诸文社，在吴江尹山聚会，以“兴复绝学”为号召，成立复社，此为复社第一次会议，史称“尹山大会”。翌年，张溥又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宗羲经友人周镳（字仲驭，江苏金坛人）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宗羲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字囗考，号匪莪，福建泉州人）为首领的诗社；后来，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到崇祯六年（1633），张溥在苏州召集“虎丘大会”，与会之复社人士多达数千，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从此，复社作为继东林之后而起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出现在崇祯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一时俊彦，如陈子龙（字卧子）、吴伟业（字骏公）、冒襄（字辟疆）、侯方域（字朝宗）、陈贞慧（字定生）、吴应箕（字次尾）、顾炎武（字宁人）等人，俱荟聚复社旗下；宗羲与社中诸同志时时往还，相互之间切磋学问、砥砺志节，使自己增长了见识，眼界亦更为开阔。

复社初期，其锋芒主要即指向温体仁。当时朝堂之上，“政俯大僚多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为多”（《明季北略·门户大略》），这种格局出自崇祯宸衷独断、精心安排。对温体仁入阁及秉政，虽然言路藉藉，攻劾几无虚日，但皇帝不为所动，而且，“丑劾体仁者，无不见责；为体仁劾者，无不立罢”（《明季北略·罢文震盂》）。针对这一现实，复社采取迂回的策略，企图使皇帝所能接受的周延儒再度入阁。周宇玉绳，江苏宜兴人，崇禧二年（1629）底入阁，六年（1623）六月，因被温体仁排挤而罢免。其人“庸驾无才略，且性贪”（《明史·周延儒传》），政治态度上则依偎于逆党和东林之间：延儒早年即与媚事魏忠贤的阁臣冯铨关系密切，故崇禧初年曾有如“延儒柄政，必为道党翻局”的说法；而当温体仁准备起用道党中人王之臣时，延儒却反对。他与东林人士颇有往来，后与钱谦益争入阁，又仇恨东林；而崇祯四年（1631）主持会试，所取进士又多为复社中人（张溥即其中之一）。加上受温排挤罢相等因素，复社诸人认为延儒倘能再度入阁，东林即有希望有机会出头。不过这一设想迟迟未能实现。

崇祯十年（1637），事情有了变化。温体仁与宦官首领司礼太监曹化淳相互攻讦，矛盾激化，曹向皇帝揭发温的种种劣迹，于是，温体仁佯称有疾，请求引退；六月罢相，第二年病死，崇祯还深表惋惜。温居相位8年，对当时内忧外患交迫、民不聊生的严重局势“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本传，下引同），由他汲引入阁者如薛国观辈“皆庸才，苟以充位”，以此反衬出自己的才干，加之善于迎合帝意，所以深获荣宠。这样一来，推周延儒上台的目的虽未达到，毕竟大敌已去，复社的斗争矛头进指向在南京蠢蠢欲动的阉党余孽阮大铖。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园海，一号百子山樵，怀宁（今属安徽）人。此人颇富文才，又极工心计，可以说是奸狡巨猾。早年投靠魏忠贤，曾杜撰“百官图”、“点将录”之类，陷害罗织东林党人及正直朝士；天启末为大常少卿，对魏忠贤极其恭顺，经常登门请安，暗中却重金买通魏府门房，索回谒见时使用过的名刺以消除痕迹，不久又自行去职；魏伏诛后，知道朝局将有变动，立即写了两通奏章飞寄死党杨维垣，一章专攻魏忠贤、崔呈秀，一章将东林及魏、崔各打五十大板，嘱在朝中任职的杨维垣视情况择一代奏，因此得迁光禄卿。崇祯二年定“逆案”，阮大铖因“结交近侍”被判流配，赎为民，从此郁郁不得志；后来还在家乡组织并操纵中江文社，可见其不甘雌伏。

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入安徽，阮大锨避居南京。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作为“留都”的南京仍设中央六部，遂成为东南政治中心。阮寓居南京后，格外活跃，一方面大肆招纳所谓“豪杰游侠”，日日谈兵说剑，把自己妆扮成能为国御侮的守边之材，同时又竭尽心力与清流拉关系，甚至以金钱美女为诱饵，企图收买复社人士。及至温体仁罢相，而宦官集团之声势复振，逆案中人纷纷弹冠相庆，“即东林中人如常熟（按即钱谦益）亦以退闲日久，思相附和”（《神道碑》），阮大铖更是以为出山在即。此时，复社志士联袂而起，东林子弟以顾宪成之孙顾果（字子方）为首、天启被难诸家以宗羲为首，由周镳、陈贞慧、吴应箕执笔，写成《目都防乱公揭》在南京四处张贴，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的本来面目及在目都“招纳亡命”、“阴险叵测”的丑恶嘴脸，在公揭上列名的复社成员共140人。同时，宗羲还组织被难遗孤在秦淮河畔桃叶渡集会，声讨阮大铖的恶劣行经。阮大铖“杜门咋舌欲死”，躲入城外牛首山弘觉寺达数年之久，从此更对复社志士恨之次骨。

这次斥逐阮大铖的行动，是宗羲首次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充分显示了宗羲及复社志士们“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浩然正气，使南京的阉党残余噤若寒蝉，对朝野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替自己种下了祸根。这一年为崇祯十一年（1638），宗羲29岁。

崇祯十五年（1642），黄宗羲来到北京，参加北闱乡试，一同下场的，还有好友周延柞。这是宗羲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游京师。本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和锦州镇总兵祖大寿先后降清，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又纵横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了。

三场试毕，宗羲依旧名落孙山，将束装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阁的大学士周延儒意欲推荐宗羲为中书舍人。然而，一个从七品的内阁小书记对大局何有裨益？况且夫子早就说过“邦无道，谷，耻也”这样的话，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于朝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以尽忠忱，此外，举主是周延儒，这大约也是宗羲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宗羲力辞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随着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传国276年、历16帝的明朝就此画上句号；四月甘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败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

自此以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激昂然而安宁的生活氛围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刀光剑气、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