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历代大儒 < 儒以修身 < 儒家文化 :当前
专主致良知
来源:儒家人物 作者: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迫众兵士谋叛,王守仁奉敕侯前往勘处。他马不停蹄行至丰城,知县顾亻必当即报告宁王朱宸濠举兵造反一事。眼看形势紧急,王守仁当机立断,火速返回吉安。一方面,他督派知府伍文定等人,调集军粮,组织兵力,治好器械舟揖,准备起兵讨叛;另一方面,又传檄四方,暴露宸濠罪恶,号召列郡发兵勤工。同时,王守仁又上疏告变,并规谏武宗说: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乱,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凛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

(王守仁《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

疏中言辞剀切,充分体现了王守仁洞察时势的政治远见和忧国忧君的忠贞情怀。

宁王朱宸濠素怀异志,而今在南昌反叛起事,兵出鄱阳,下九江,直趋安庆,窥伺留都南京。王守仁瞄准朱宸濠后方空虚之失,于六月二十二日发兵直取南昌。朱宸濠眼看大势不好,慌忙回军救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挥师攻克南昌。二十六日,与朱宸濠接战于鄱阳湖樵舍(在今南昌市东北),以火攻大败叛军。最后生擒了朱宸濠与“其世子、郡主、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王守仁《擒获宸濠捷音疏》),至二十七日完全结束战斗,平定了明王朝的一场内乱。

在王守仁平乱时期,明武宗朱厚照并没有听取他的规谏而“痛自克责”,相反却以平叛作为实现南巡计划的良机,化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于八月二十八日发兵数万,南下“亲征”。王守仁献俘北上,对武宗此举具疏谏阻,认为江西经过战乱,继以旱灾,实在不堪王师骚扰。但是,武宗哪里肯听,仍旧一意孤行。而一些幸臣对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十分忌恨,又担心他揭发诸人与朱宸濠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于是编造流言,诬蔑守仁曾与宸濠通谋,因虑事不成才迫起兵。这帮幸臣还强令守仁在鄱阳湖地区释放朱宸濠,以便让武宗亲与交战,然后奏凯擒获,守仁坚执不从。武宗因受到幸臣张忠、许泰的挑唆,亦对王守仁极为不满,幸亏有提督军务的太监张永从中调护,才使王守仁得以忍让免祸。可是,他的弟子冀元亨却被张忠、许泰非法逮捕,重加炮烙毒刑,企图逼其诬陷守仁曾与宸濠私通谋反。冀元亨坚贞不屈,后被械系京师诏狱,直到后来世宗即位,才得以昭雪其冤。

王守仁平乱成功,非但没有大受封赏,却被张忠、许泰恣意追毁,差点难以自保。他只好忍气吞声,退避九华山中,每日默坐草庵,内心极度沉闷忧伤。其后,武宗召他返江西复命,令更上捷音。守仁行至上新河,被一帮幸臣谄阻而不得人见。他夜半静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不禁想道:“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又对门人说:“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亲身经历了宁王之乱和不幸遭受幸臣谄害,王守仁深刻体验到“良知”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启发他在一年以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王守仁因奉敕巡抚江西而返回南昌。一路上看到在天灾与战乱之后,到处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再加之王师掠扰,实在搞得民不聊生。目睹这种社会惨状,王守仁多次上疏请求宽恤赈济灾民,但武宗却置若罔闻。他满怀忠愤,又上疏直谏曰:“……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刳其腹肾之内,而日吾将救汝之死,凡有血气者,皆将不信之矣。”其言辞激烈如此,幸好武宗虽不理睬,倒还没有治守仁之罪。

六月,王守仁前往赣州巡视,途中经过泰和时,少宰罗钦顺(著名理学家)以书问学。他认真作答,在回书中透辟地阐述了自己的“心学”思想,特别强调了“学贵得之心”、“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等学术观点,公开表明王学与朱学的分歧和对立。

九月,王守仁又回到南昌。不久,泰州“狂士”王民穿着古式衣服,戴着古式帽子,手执一块木简,携带两首诗作为进见礼物,专程前来向王守仁求教。两诗内容主要是自叙经历,表明拜师求学、立志做“一等”圣人的心愿。王守仁一见王良仪表不俗,立即走下石阶去迎接。进入客厅便请上坐,然后问道:“何冠?”王民答道:“有虞氏冠”。又问:“何眼?”王良答道;“老莱子服。”又问:“学老莱子乎?”答曰:“然。”再问:“将止学眼其服,未学上堂诈跌、掩面啼哭也?”王良一听,肃然起敬,于是俯首倾耳等待守仁赐教。随即,守仁为他讲论“致知格物”的道理,使他忽然领悟地说:“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王良当即拜守仁为师,正式行弟子之礼。他原名银,守仁替他改为民,取字为汝止。王艮后来成为守仁的高足,他对阳明心学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使之在下层人民中得到广泛传播,二是使之渐失其传统,演变成为泰州学派。

王守仁在南昌讲学,内容有所更新,其时已经明确提出“良知”之说。四方学子慕名而至者为数甚多,一些遭受贬斥的官员亦纷纷投奔阳明,拜为弟子。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王艮等人,日侍讲席,聆听师说。但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说,皆死守程朱旧学,与守仁多次辩难。王守仁说:“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人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这就表明自己与朱学和时俗公开对垒,势不两立,在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崇信朱学者虽多畏避,但追随王守仁求学者日益增多。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50岁,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在南昌讲学,开始提出了“致良知”的重大学说命题。自从经历了朱宸濠之乱和张忠、许泰之谗,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却患难,超脱生死。他在这种特殊的内心体验中,认识到“良知”对于统摄身心和适应灾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进而找到了心学发展的新途径——“致良知”。王守仁曾遗书邹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日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他又对门人陈九川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还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守仁强调学者必须着实用功,加强道德修养,才能“致良知”。自从南都讲学以来,他一直教导门人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本,有人问何谓“存天理,灭人欲”,则令其独自去探求;至于“天理”为何物,他从未加以讲论。只是到了此时(正德十六年),他才明确指出“天理”即“良知”,“去人欲”即“致良知”。这表明王守仁心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思想体系的建立已经进入了一个日臻完善的阶段。

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一命呜呼。四月,朱厚囗即位,是为明世宗。五月,王守仁借此“新政英明”之际,召集门人雅会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共同倡明心学。其时,他踌躇满志,以为世宗即位之后,自己一定会大有作为。果真不出所料,朝廷于六月召王守仁入京。他即刻启程北上,行至钱塘,因辅臣互相倾轧而受阻,只任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未得重用;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上疏请求便道归省,朝廷准奏。九月,他回到了浙江余姚,“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但乡中故老以旧眼光看待王守仁,对他的学说有所怀疑。而钱德洪却深信王守仁的“良知”之说,乃力排众议,带领两个侄子大经和应扬,以及郑寅、俞大本等人,经王正心通贽请见。次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焕、周于德、杨珂等74人及门受学。后来,钱德洪便成为王守仁的高足,与王畿齐名,被学者称为“教授师”。

十二月,明世宗录平定宸濠之功,封王守仁为新建伯。由于权臣的嫉妒和排斥,“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明史》本传)。王守仁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并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朝廷在名义上是给予他升赏,而实际上却对他加以罢黜。次年,王守仁因服父丧,不召;而后来免丧,亦不召。

下页:创姚江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