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明经历了三个朝代。从学术上看，东晋南朝玄学盛，佛教也大流行，文化高于北朝，但就传统的儒家经学而言，反不及北朝的盛行。清代的焦循评论说：“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德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乃梁所造也。魏儒学最隆，经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故《魏书·儒林传》为盛。”（焦循《雕菰楼集》卷12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南朝的重视儒学是从梁武帝萧衍开始。萧衍自己是个学者，既重儒学又崇佛教，因而改变了以往玄学家不讲德经的风气，梁陈两代才有《儒林传》可写。北朝以北魏孝文帝和北周武帝重视儒学著称，所以焦循说“魏儒学为隆”。其实，北魏和北周的重视儒学，实际效果不会超过南朝梁武帝的兴儒学。只是北朝的经学格守汉儒的传统，尊崇郑玄、服虔的注疏而不加改变，故此受到清代重视考据的汉学家的推重。

陆德明生逢南北儒学统一的时期，他的学术传统既是南朝的风格，同时也兼有了北方儒学的长处。他深研儒经又兼通释老，重视传统的经学笺注又长于析名辩理，这是南学的特征。他遍释群经，注重文字训诂与名物考证，又是北方经学的特色，即东汉古文经学的风格。他的经学著作《经典释文》就是这两种风格交融的体现。一方面，他按照南方经学的传统，《周易》以王弼注为本，《尚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皮锡瑞说他“本南人，不通北学”，然而其书却“为唐人义疏之先声”（《经学历史》207页，中华书局1981版）。另一方面，他遍释群经，详考经字音义，“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经典释文·自序》）。又是遵循的东汉古文经学的家法。

《经典释文》集录群经音义，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后来人们称为“十三经”的，除了《孟子》以外都收录进来了，再加上《老子音义》和《庄子音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这本巨著说：“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

这本书的可贵，一是保存了前代的大量有关经书的古音古义。此前除了某一经书的专门注疏以外，遍释全部经书的著作，本来就很少。现在还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用的，比这本书更早的可以说没有了。据《四库总目》所载，只有一本残缺的郑玄撰的《驳五经异义》。郑著本是批驳许慎的《五经异义》的，但这两本书唐以后都失传了，现在留存下来的一卷，是后人从《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以及郑注《三礼》里面采缀而来的，只能说是残章断简了。另外还有一本《郑志》）3卷，题为郑玄弟子撰，也是唐以后人集录而成的。真正完整地记载经书古音义的最早著作，只有这本《经典释文》。所以清人卢文(弓召)在重刻《经典释文》的序言中说：“此书辟经训之囗畲，导后人以途径，洗专己守残之陋，汇博学详说之资，先儒之精蕴赖以留，俗本讹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同治三年武昌崇文书局版）

“博学详说”，不存家派偏见，确是《经典释文》的重要特色。该书既是解释经学的著作，同时也是文学著作，因为它释的是某经某字的音与义，同时也结合经文阐述一下义理，但主要的功夫花在文字上。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不同，它不是系统的字书，也不讲字形与结构，而是结合经文，释音释义，同一个字有不同的音和不同的义训，可以在不同的经文或章节里反复多次出现。在经字的音训方面，陆德明非常注意古今字音的变迁。他认为：“汉魏迄今，遗文可见，或专出己意，或祖述旧音，各师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声异、甫北语殊，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后学钻仰，罕逢指要。”（《经典释文·序》）经字的音训，由于古今的变迁，师传的不同，加上南北语音的差异，造成当时音读的混乱，使后学者无所遵循，这是他发奋著述该书的原因。

陆德明系统地对古代经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同上）。钻研经学而旁及九流百家诸子之学，比较其中字音字义的同异，并与《苍颉篇》、《说文》、《尔雅》等古代字书进行校对，然后逐个地给经书的文字正音。在正音中，他系统地采用了反切注音的方法，这是前此的经注所没有的。

对于古今文字音训的不同，他根据具体情况，或者以古文字书的音训来正时俗的讹谬，同时也考虑到时下已经普遍流行的字音，互相斟酌。“若典籍常用，合理合时，使即遵承，标之于首。其音可互用，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姓氏，以相甄别”（同上）。这种尊重古注、又尊重当时语言习惯的指导思想，表现在经字的音训中，既引《说文解字》等古文字书进行正音，又不完全信从《说文》。甚而“有以俗字为正文、而以正体为附注者”。卢文(弓召)解释说：“唐人经典，多不全用《说文》，陆氏意在随时，不取骇俗。”（《重刻经典释文序》）时代是变迁的，语言字音也随着时代变化，这是陆氏不完全采用古字正音的原因。他说：“余个所撰，务从易识，援引众训，读者但取其意义，亦不全写旧文。”（《经典释文序》）这种既遵规矩，又务实际的精神是可取的。

《经典释文》的体例是先撰群经序录，把某经书传授的历史、各个时代治此经的代表人物和学派以及现存的经籍版本情况，作个简略的叙述，相当于一部简单的经学历史。然后分别撰写各经音义，为节约篇幅，并不把各经的经文引下来，而只是标出某一经某一篇某一章的目录，而后逐字注释音义。只有两本书把注释的原文引录下来了。其一是《孝经》，因为它是青少年发蒙就要习读的，录下原句是便于初学者查找。其一是《老子》，因为当时版本很多，而各种版本的章节次序又不相同，为避免混乱，也只好录下全句再注释。为了理解该书释注的风貌，我们以《周易·乾卦》为例来看它释经的特色。

“周：代名也，周至也，通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

“易：盈只反。此经名也。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月’，正从日勿。”

“乾：竭然反……《说卦》云：‘乾、健也。’此人纯卦，象天。”

“元亨：许庚反。卦德也，训通也。”

以上是对经名和卦名音义的释训，是以释字音字义为主，同时又兼顾经义。如易字，《说文》：“易：蜥易，囗蜒守官也。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陆德明只取后一义，并采用虞翻的《参同契注》。当解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两句爻辞时，《释文》是：

“潜：捷盐反。龙喻阳气及圣人。”

“见龙：贤遍反。示也。”“利见，如字。大人：目肃云：‘圣人在位之目’。”他说见应该读现，义为显示。他不仅对经文进行音义注释，对前人关于经的注解也同样进行注释。《周易》用的是王弼注，王弼对九二爻辞的注解说：“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释文》：“离隐：力智反。”陆德明的目的是要使读者读懂经书本文及其注笺，所以把他认为有疑难的字一一作了音义训释。这个工作是他的前人还未做过的。如郑玄驳许慎的《驳五经异义》，只是就某一段、某一句的经文义理进行论辩，少及字的音义，也不覆盖全部经书。陆氏这个着眼基础的释音训义工作，为后人解读经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别，两个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西汉以今文经学占主导，东汉以古文经学占优势，东汉末的郑玄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一起来，成为遍注群经的大师，但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古文经学的家法。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研讨经学时，以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为根本，因此古文经学的核心是文字学。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基本立场是遵照古文经学的方法，重点放在经字的音义训诂，但他在释经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古文经学的宗派性。因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师承不同，二家尊崇的经书的本子也有不同。如《诗经》，古文经尊的是《毛诗》，今文经则尊齐、鲁、韩三家的诗注。又如《春秋》，古文经尊的是《左传》，今文经尊的是《公羊传》。再如礼学，古文经尊的是《周礼》，今文经则重视《礼记》，特别是《礼记》中的《王制》一篇。

东汉古文经学家以研究文字训诂见长，在他们的文字学中，往往也贯彻了古文经的这种门派家法。许慎著《说文解字》，是清代汉学家眼中最权威的古字书，他遵循的就是古文经学的家法。清代段玉裁作《说文序》说：“其称《易》费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所以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在他的《新学伪经考》第九附有一篇《说文序纠谬》，指责许慎、郑玄都是刘歆伪经的传布者：“欲伪经之光大，则赖郑玄之功，伪字之光大，则赖许慎之力……篡孔子之圣统，慎之罪亦何可末减哉！”康氏的批评是从今文经学的宗派立场出发的，所以也未免偏激和武断。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应该纠缠在经学的派别纷争中而影响其科学性。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摆脱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派别之争。他像古文经学家那样注重经书的文字训诂，但不局限于古文经学家尊崇的经注，因为他不是古文经学家，也不是今文经学家，而是隋唐统一之后，儒释道兼容并包的新的文化氛围中新的形式的儒家经学。他有对前代人的继承，但带上了自己不拘一家的时代特色。《经典释文》一直成为后代儒学家研究经学和文字学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前人论经学，往往只把儒学分为汉学、宋学以及清代重新复兴的汉学，而认为唐人经疏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特色。从经学的角度说，唐人经疏虽然继承的是汉晋的注笺，但是不再讲今文古文的门派，更注重义理的辩析，为宋代新儒家讲哲理埋下了伏笔。从儒学的角度说，唐人也以儒术为经邦治国的纲领，但不像汉人那样“独尊儒术”，也不像宋儒那样吸取道释思想再来排斥异端。唐人的经疏，兼采众说，辩析名物，受玄学影响，编讲疏和义疏，又是受佛教的影响。尊儒学而又兼收并蓄，重文教而又讲求实在，正是唐初学术的最大特色。这种学术方针使唐代文化能得以繁荣，也是唐初政治、经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