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3—18）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汉书·扬雄传》载其“年七十一，天风五年卒。”（下引本传，不再出注）天凤为王莽新朝年号，五年即公元18年。其生当在汉宣帝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是一个跨世纪的人物。扬雄一生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一、西蜀一廛氓清静事无为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雄自序“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家境接近于贫困线。但若考其远祖，可称得上是王侯世家。本传称：“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处“河汾之间”，在今山西南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司马叔侯曰：“虞、貌、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扬为姬姓可以无疑，是周王族支庶。不过，到底扬氏属于周王哪一支，因时代绵远，後青衰微，到扬雄时已不可考。雄又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乃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据此，扬雄的祖先春秋时曾自称“扬侯”，晋“六卿”之乱，扬侯受韩、赵、魏的逼迫，举族南迁楚国境内的巫山地区，似乎扬氏是失利的范、中行、智伯的同党。不过此说有两点可疑，一是扬氏称侯，不见于史载；二是范、中行、智伯也不是同时被灭，扬氏无由受到牵连。东汉张衡对此有不同说法：“晋大夫食采于扬，为扬氏，食我有罪而扬氏灭。”如此，则扬氏当时不过是晋国的一个大夫，根本没有扬氏称侯这回事。扬氏南迁也不是由于三家之逼，而是扬食我有罪绝封，逃难南迁。晋灼、颜师古极赞成此说。扬雄自序家谱容或有为祖先粉饰的嫌疑，“扬侯”也许是当时对有身份者的尊称，扬雄误以为五等爵的“侯”爵，反有僭越之嫌；但说扬氏出自有封邑的周室子孙，应当没有疑问，即便是晋大夫，也不影响他的周室血统。

楚汉相争，扬雄的先人们为避战乱，又溯江而上，“处巴江州”，巴郡江州即今四川重庆。避乱时期扬雄祖先都没有事迹可述，直至其五世祖扬季稍起其家，官至庐江郡太守。庐江郡在今安徽庐江县。汉武帝元鼎年间，扬季因逃避仇家迫害，弃官，“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郫即今四川郫县，附近郡邑成都，故本传又说他是“蜀郡成都人”。今郸县境内犹有扬雄墓、子云亭等遗迹，刘禹锡《陋室铭》所咏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国《乐山县志》引《名胜志》《屏山县志》《方舆考略》《蜀水经》说：“子云，江原人。初迁沐川；继迁健为，居子云山，在键为东南十五里，扬雄故宅在焉；再迁成都金花寺。”并按：“当云：再迁乐山，四迁成都。”此外，扬雄有《绵竹颂》，今绵阳市又建有子云亭。似乎扬氏入蜀後曾屡迁其居，踪迹几遍川西各地。

扬季来到郸县，再度成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有室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一廛即一百亩。《孟子》：许行对齐王“愿受一廛以为氓”；晁错《论贵粟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见一廛土地，在地广人稀的古代社会实在是个小数，仅是战国秦汉时期五口之家维持生计和提供赋役的起码条件，属于普通自耕农家庭，还够不上“小地主”的水平。杨氏人丁也很单薄，雄云：“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扬于蜀”。在那个重资产、讲族势的社会里，一个产业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来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论衡·自纪》）正是指的这一情况。

扬雄之时，家道仍无丝毫改观。自序说：“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又作《逐贫赋》云：“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有人将此赋叙入扬雄晚年，不确。赋明云“左崇山，右旷野”，正是他隐居于岷山之南，卜处于成都平原之间的情景。此时他穷困潦倒，与乞儿为伍，“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顶风冒雨，亲操耒耜，参加生产劳动：“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不以产业为意，“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既贫且篓”的家道，处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如果说西汉初期的董仲舒是一个“三年不窥园”“志在经传”富而好礼的纯儒的话，那扬雄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是“饭疏食饮水”亦乐在其中的颜回似的“癯儒”。

根据扬雄自述，其为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章句是西汉今文经治学特点；训诂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特点。扬雄不讲章句，只究训诂，开创了朴实的古文家风。今文经学者，世守师说，规规以师法章句为意，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则主张博览泛观，东汉时期的古文大师，如桓谭、班彪、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览群书”，以此为法。可见冲破西汉今文章句，开创东汉古文家法，正是扬雄首开其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静无为。自序说：“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简易佚荡、清静无为、少嗜寡欲、淡漠荣利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表现。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

严君平，名遵，君平乃其字也。成都人。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沈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汉书》说君平汉末卖卜成都市，借卜筮来宣扬正道，启人善心：“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势利导之以善。”淡薄荣利，以道学为乐，每日才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班团还说：严遵“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扬雄《法言》中亦有严君平的赞辞：“蜀庄沈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蜀庄”，即蜀人庄遵。“沈冥”，即潜隐自晦。“不作苟见”，不屑进见权贵。关于此，《汉书》还有一则故事，说是杜陵李强与扬雄友善，雄曾屡次向李称道严君平美德。後来李强出为益州牧，以为可以收用君平，临行，扬雄告戒说：“君备足礼数与之相见，此人可以得见，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为然。及至成都，致礼相见，面对君平的飘然清高，李强终不敢提让君平出来辅助自己的事。“不治苟得”，即不贪财货，亦《礼记·曲礼》“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之意。“久幽不改其操”，即长期隐居幽处，自甘淡泊，也不改自己清虚自守的操行。由此看来，扬雄“博览无所不见”，得益于君平“博览无不通”；扬雄“清静无为少嗜欲”，得益于君平治《老》《庄》《周易》之学以及他的“沈冥”之习；扬雄淡泊名利，得益于君平“不治苟得”；扬雄“不事富贵”，得益于君平“不为苟见”……凡此，俱看出君平对扬雄为人和学术的巨大影响。无怪乎扬雄要再三地赞叹，比之于随侯之珠、和氏之壁了。《汉书》说“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据学者考定，“君平益生于昭帝始元、元风之间（前86一前80年），卒于王莽代汉之时，即公元十年左右。”君平能获得蜀人的普遍敬重，至东汉不绝，可见扬雄所称美，并非一家私言。

君平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後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常闻先代囗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当作庄，俗人所改）君平、临筇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囗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所谓“描轩之使所奏言”域“囗轩使奏籍之书”），即指周秦时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资料。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周秦既亡，囗轩之书散在民间。中土“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但在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有数千言，林间翁孺则其书略备。“扬雄闻而师之”。翁孺死而无後，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後来扬雄作《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书为依据的。

除师事近贤外，扬雄还远慕前辈乡贤司马相如。自序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仿照司马相如，制作大赋。又曾奇屈原之文远过相如，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悯其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并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将爱国情怀与老庄放达结合起来，这是扬雄的进步之处。于是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这些赋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广离骚》有“汉十世之阳朔”，阳朔是成帝年号，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吕后至成帝为十世，後来雄作《甘泉赋》开篇即说“惟汉十世”，亦是这种用法。阳朔年间，正雄30至34岁之时，其时尚在蜀中，兹後扬雄又作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文选》李周翰注说还有《绵竹颂》）等辞赋，却给扬雄斐声京华带来了契机。这些赋大都是对家乡山水景物的歌颂。汉赋讲究“弘丽温雅”，弘即博大，铺张扬厉，气势磅礴；丽即富有文彩，华美可观；温即温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陈典故。总之即要求做到大气势、好文采、深寓意、大学问。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辞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其实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表演。因此许多文人为了一篇好赋，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为收集典故和谋篇布局，耗费十数年功夫。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赋》用了一纪（十二年）。而扬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写成这样多赋篇，充分显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