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董仲舒以一代鸿儒、景帝朝的博士，论才力，论资历，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用。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尹）吕（望）无以加！管（仲）晏（婴）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传引）认为他才超管仲、晏婴，比方伊尹吕尚，可以辅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说：“董仲舒说道术奇矣”，“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班固叙传说“谠言访对，为世纯儒。”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诸侯相，实令古今学人十分惋惜！王应麟论其事曰：“武帝虽因仲舒之对，兴学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极，是彝是训，以尽君师之责者，帝未之知也。傥能以仲舒为三公，俾之师保万民；用申公辕因为太常，以明师道于朝廷，则四方风动，化行俗美，汉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劝学之议，乃发于公孙弘。帝之好儒，其叶公之好龙与？”（《通鉴答问》卷4）其实，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孔子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谓出仕：“君子之壮也行其义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董仲舒曾标榜：“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哪里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因此，同样是治《春秋》，公孙弘能以“从谀”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仲舒却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个中三昧，确实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1．江都相·求而止雨

不过，当年的董仲舒也许并没有想这么多，他还是不远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国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古运河），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壬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并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谋取东南霸业。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统”之义，委婉对曰：“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霸），为（因）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提倡仁义，反对诈力，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下引此书，只出篇名），据考即是这次对话的记录。因传抄既久，遂误江都王为胶西王。

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利元元，所作所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由于时远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之事。

史汉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交感、运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与此相反）。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亦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意即：考察《春秋》经上所记灾异现象，推导阴阳交感运行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来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凡是《春秋》所讥刺的，必然有灾害现象出现：凡是《春秋》所痛恶的，也必然有怪异现象出现。他说：“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人事的极好和极坏，都可以感动天地，引起天变。可见天灾实起源于人祸，人事有失，就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就引起风雨失节。反之，如果人事得当，自觉地调节阴阳，那就必然风调雨顺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仪轨。他说：天大旱，是由于阳气太重，求而必须损阴益阳：“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乐”（《求雨》）；多雨，是由于阴气太盛，止而应当移阴而壮阳：“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止雨盯。此外还讲究同类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曰：并造土龙，设土坛，穿青衣，舞童子，斋告祷祝，其行近巫，怪力乱神，为孔子所耻言。但是《史记》说他“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也说他之所为“无乖异者”，确实很难理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不应有虚；王充以“疾虚妄”自任，不应传讹。特别是王充，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神学目的论等都进行批判，唯独对求雨的雩礼和董仲舒的土龙求而赞不绝口，多所开说。《论衡·乱龙》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风雨自至。”又曰。“董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在《死伪》《定贤》《案书》等篇，也有分别论述。天道难知，稽之徒劳。但汉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来其必有因。

2．中大夫·灾异书

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罢为中大夫。学者推测可能与易王刘非请战有关。《汉书·江都易王传》说：“无光中（六年），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汉朝自吴楚七国乱后，对诸侯王实行居国食税，不复治民的政策，以免诸侯王形成实力后与中央抗衡。而这位好勇斗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据兵耀武，这哪能让武帝放心呢。因此不仅没获批准，而且还连累董仲舒丢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掌论议，顾问应对”。念及数年来在诸侯国的所见所闻，董仲舒深感诸侯国的桀傲不驯，仍然是破坏“大一统”的潜在威胁。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发生的两场大火：辽东高祖庙和高祖陵便殿相继被焚。当时即令武帝大为不安，“素服五日”。董仲舒认为这是不同寻常的灾异之变，上天谴告。于是援据《春秋》，联系实际，著《灾异论》，借天人感应，大谈政治得失。为什么高庙陵寝会被焚呢？是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位置不当，于礼不安。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在地方的诸侯；高陵在关中，在内，象征在朝中的大臣。现在汉家“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跋扈）者众。”天灾的意思是要皇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背离正道）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播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近测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乃可。”（《汉书·五行志上》）原来大火的意思在于教汉武帝剪除不庭的诸侯，杀戮不法的大臣！自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而遭杀身之祸以来，诸侯问题一直是一个既难办，又难言的棘手问题，董仲舒多年为诸侯相，他对诸侯王骄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甘冒当年晁错杀身之祸，敬献忠言，体现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可是，当时汉武帝并不买账，董仲舒因此差点丢了性命。董仲舒属草稿未上，以告发人隐私著称的酷吏主父偃来访，窃其手稿，经他一番歪曲注解，以为“有讥刺”，上奏给汉武帝。武帝下其书于群儒讨论，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系出师笔，以为“下愚”，于是将董仲舒逮捕法办，“罪至不道”，按律当死。其实董书所言，未尝不是武帝所忧，仲舒之获罪，并不在“下愚”，而于“私为灾异书”（刘向说）而已。汉代善言灾异的，武帝时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时有睦孟（仲舒弟子）和夏侯胜，元成时有京房和翼奉、刘向、谷永，哀平时则有李寻和田终术，他们借经立义，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验一般，受帝王宠爱一时。可是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睦孟被诛戮，李寻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没有呢？如说没有，他们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说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护他的代言人呢？难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惩罚么？原来天命本难知，儒生们大谈天命，不过借以壮胆，为至高无上的君权制造一具精神枷锁而已。君王也要利用它，以给自己君权的神圣增添几道灵光。董仲舒既不是禀承圣命而谈灾异，也不是借言天命来歌功颂德，而是私为灾异，非议时政，这自然怪不得汉武帝不领情了。不过吓吓他已经够了，于是既定其罪，复又下诏赦之，仍以仲舒为大中大夫。董仲舒虚惊一场，总算有惊而无险。不过死的恐惧却让他“于是竟不敢复言灾异”了。却原来天命并不是处处高于王命，其实质倒是王命控制了天命。可是汉武帝这一负气使性的行为，却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数年之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多次触犯刑法，滥行淫威，甚至杀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长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谋反，胶东王和江都王都知道其事，私下打造兵器，准备起兵响应。事发之后，汉武帝尚念及当初董仲舒的忠言，选派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犹后世上方宝剑）处理淮南王案件，步舒依《春秋》之义断之，不需请示，回朝奏事，武帝皆以为是。其时乃元狩元年（前122年），上距董仲舒言灾异仅七年时间，可见董仲舒当时的预告还是很准确的。

3．胶西相·公孙弘

董仲舒自大中大夫，又曾出为胶西于王相。这次出相还与董仲舒的学友——公孙弘有关。公孙弘是齐人，早年放猪于海上，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业。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其年纪已经60。因出使匈奴不称圣意，免职家居。无光五年，再举，对策第一，再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公孙弘是第一位儒学丞相，这标志着儒学在汉代统治地位的确立。他为相之初，董仲舒曾致书，希望他“大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礼贤下士，精心考绩。史载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于是公孙丞相东阁延贤，与燕昭王的黄金台一样，成为求贤佳话，流芳百世。公孙弘为人又极简朴，“为布被”，“食一肉”，“脱粟饭”，一时竟誉为贤相。他对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他上书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名额，专教士子以儒学。秦及文景虽设博士，但只掌问对，而不从事儒业；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以儒为业，但不收徒；公孙弘建言之后，中央专为博士置定员，以儒学授徒；并年考月课，择优授官，使儒学迅速普及开来，也使儒生获得实惠。董仲舒对策在理论上为儒学的推行扫平了道路，但具体实施，却是公孙弘为相期间完成的。他与董仲舒的关系当初也不错，公羊学在汉代走红，即是公孙、仲舒二人联手的结果。史说汉武帝曾令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论《公羊》、《谷梁》二传优劣，董仲舒长持论，善著文，而江公却呐于口，不善言。加之当时公孙弘为丞相，在整理辩论稿时，袒护董仲舒，使公羊学大获全胜。汉武帝于是“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传》）。公羊学在汉代获得独尊地位，也是董仲舒为其制造理论，公孙弘为之实行的。他们的关系有点像韩非和李斯，汉人说：韩非著书，李斯为相；韩非立说，李斯实行。李斯为学不及韩非，忌其才，谮之于始皇，韩非遂毙命于狱中；公孙弘为学也不及仲舒，故排之于朝廷之外。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希世用事”，从前辕团曾警告他“勿曲学以阿事”（同上）。但儒学要服务于社会。不“曲学”是办不到的；要想混迹于官场，不“阿事”也是办不到的。他知道怎样作官，更知道怎样取悦于武帝。“朝会议事，不面折廷争”，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像个长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史记·公孙弘传》）。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在这两类人中他都占有优势。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满足了为官的条件；而阿事善谀，更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至于三公。这当然与“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为“从谀”。“谀”是公孙先生高出伦辈的看家本领，董仲舒的指责无异于削夺他的饭碗，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汉书·冯衍传》说：“董仲舒言道德，见疾于公孙弘。”一个讲儒术以道德为宗，一个研儒术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难怪公孙弘不高兴他了。再加公孙先生为人又有点忌贤妒能，外党内刻，凡是与他有仇隙的人，表面上与他情好无隙，亲密无间，私下却设法报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迁于胶西，都是他的杰作。

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其为人“强足以拒谏，知足以饰非”，行为怪僻，阴狠险毒，相二千石至者，若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寻找过失来陷害之，有的甚至被毒死；若与他同流合污，又难逃朝廷的惩罚。小小胶西国，竟是出生入死的鬼门关！汉武帝正为派不出恰当的相国发愁，公孙弘适时进谏说只有董仲舒符合条件，欲假手于胶西王除掉骂他“从谀”的人。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董仲舒此去定是凶多吉少。好在胶西王久闻董仲舒是正直的大儒，一善待之”，并不为难他。《汉书》说：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在胶西为相，不异于虎穴栖身，与狼共舞，久必获祸。仲舒恐日久生变，遂以老乞归。

罢相家居，董仲舒已年逾古希，穷居陋巷，依仁游艺，“终不问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但他并没有高蹈肥遁，不问世事，而是魂牵斯文，忧国忧民。朝廷凡有大事，常下诏垂问，刘向说：“（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尝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汉书·刘歆传》）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张汤前往董宅，“问其得失”。董仲舒引经据典，一一作答，皆有条理，共决大案要案232件，后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一书，成为汉晋之间司法断案参考的经典文献。他还常常就重大时政发表看法，上疏献计献策。关中民不好种麦，他根据《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熟则书的通例，建议多种冬小麦，以避饥荒。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建议限民名田（占四），抑制土地兼并。他揭露西汉社会“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残酷现实，要求统治者“薄赋敛，省徭役”，“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当时武帝外事四夷，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使天下虚耗，户口减半。目睹那一场一场痛苦的较量，董仲舒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对于像匈奴这样的贪人，他主张“与之厚利以没其志，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使其进有所贪，退有所忌，庶几可达到“胡马不窥于长城，羽檄不行于中国”，与邻为睦的目的（《匈奴传》）。凡此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刑法、外交等各个方面。有的建议得到武帝采纳，施惠于民。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忧患型人物，进亦忧，退亦忧，就像范仲淹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自孔子以来就形成的中国儒者人格，当然也是被誉为“统儒”的董仲舒的天性。这种忠君、忧国、爱民的忧患，一直伴随董仲舒终生，直至死而后已。

班固叙传赞曰：“抑抑（严谨）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下帷罩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实为公允之评。

约太初初年（前104年），董仲舒以年老，寿终于家。葬于西安城内胭脂坡下。汉武帝曾从此经过，特下马步行以示敬重，一时文士，莫不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

仲舒死后，家徙于茂陵，其子孙皆以儒学至大官。其弟子作官的至为命大夫，其为郎、谒者、文学掌故等官者以百数。不愧为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