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百科全书曾这样评价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和伟大的哲学家。用不着丝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已发挥了这种造型影响，以至于要把中国人的生活之道用一个词概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孔夫子主义’（或‘儒家化的东西’）。”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面欲对孔了用以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作一大概介绍。

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师教重道德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一个集团。”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同观点”即是班因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于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眼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

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学术繁荣景象。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

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若“刚毅木讷”，若“恭宽信敏惠”，若“智勇”“不佞”……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那也就成了圣人。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之间，真是一丝不苟！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中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子贡问颛孙师与卜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识史，无不经历着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不已，《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爱人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仁政包括两大主题：成全和不忍，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孔子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淫乐，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推行礼乐和刑罚，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他要求统治者必须立足于人民的利益，让他们人口繁衍、财富增殖、知礼明乐，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秩序和谐的文明生活，此即“庶、富、教”、“博施济众”的政治理想，充分地体观了一个仁者的成全之心和生养之德。孔子还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因此主张政治应从根本作起，加强教育，实行礼制，诱发人们的向善之心，提高人们的个人素质，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人民素质提高了，刑罚也就成了多余的设施，因此他反对“齐之以刑”（《为政》）、“刑罚不中”（《子路》）和“不教而杀”（《尧曰》）的作法，向往“胜残去杀”（《子路》）的太平盛世，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的不忍人之心。

德治强调统治者的个性修养，主张让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天下。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如果是一个修养很高的统治者跃居大位，那么人们自然敬眼，天下自然大治。在衡量统治者有德无德时，孔子提出了“正”的概念，首先要求统治者从自己作起，做好榜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国家就像个大家庭，家长必须子爱下民；国家又像个大学校，官员必须作下民的师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位者喜欢什么，提倡什么，都是天下风俗无言的导向。只要统治者立身正、处事正，天下就没有行邪的，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做好榜样，就可收到“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效果，否则，榜样不好，虽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正直，廉洁也不起作用。其次是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端正世风，整顿秩序，此即“正名”思想。正名的具体内容即矫正礼坏乐崩的颓俗，使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轨道上来，恢复奴隶制等级制度。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分不正，秩序不清，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德政的任务理所当然应端正名分，不仅使各级统治者自己明白职能与权限，而且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诸色人等明白自己的身分和位置，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在社会大舞台中扮演和谐的喜剧。

君子人格孔子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上。孔子的伦理观是建立在他“仁义礼”统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的，故需要仁；社会分成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应该是有等级的，故需要义；要充分地贯彻仁和义，社会应该是文明的社会，故需要礼。凡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满足社会的需要、符合现实的价值尺度的人格，就是合理的，就被他誉为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仁、义、礼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分水岭。他说：一君子去仁，乌乎成名？”（《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君子既是仁者，又是义士，还是“说诗书、敦礼乐”的文质彬彬之士。君子有很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优雅的为人处世原则：“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同前）君子是人间美德的实践者，小人是世间卑污的集中表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卫灵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等等。这些刻画和论断，无不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和正义的火花，成为中国人民千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

孔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出生平民，长而执教，虽曾步入仕途，位至卿相，但与世卿们相比，他的政治生涯，真若流星闪现，转瞬即逝。孔子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一生，他苦学成才，见识卓越，为救世救民辗转奔波。他百折不挠，以天下为己任的忘我精神，被当世贤者赞为替天行道之“木铎”（《八佾》）。他高风亮节，知识渊博，道德人格，更是令人折服不已！他一生从教，弟子三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他修订六经，托古见意，成为后世研之不穷的圣经宝典。特别是他那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的人生哲理，更成了后儒演绎不尽、汲溉千古的精神源泉……。

颜回曰：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焉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子罕》）

这出自孔子心爱的弟子、被后人奉为“复圣”的颜回之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共同感受。孔子的人格高如南山，孔子的智慧博大无边，凡是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人，无不如沐春风，身心快畅，也无不被其感召而心说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