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君臣,特别像贞观之治时期的李世民、魏征等这样一些明君贤臣,多以周公礼学中的“以礼治国”或“以德治国”的管理思想来指导其建国、治国方略,并且,更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或“礼乐文化”,作为其物质或精神文明建设的圭臬。对于胡学文化（即少数民族文化）和由印度传入的外来佛教文化,贞观君臣也统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汲取利用其积极因素,为构筑唐代的“礼乐文化”增添新的成分和养料。

如何构筑新型“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首要任务。为此,唐太宗李世民曾与侍臣们专门讨论过“周秦修（长）短”即得失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 可以用武力去打天下,但在取得天下之后,则需尽力用文治去顺守和治理天下。为了让唐太宗适时地转变国策,实施“偃武修文”的策略,当皇上“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时,魏征便令乐工们表演“奏七德、九功舞”,而太宗皇帝则“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史纲评要》）。由此可见,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实施“偃武修文”的策略还是有所疑虑的。

但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明君,他在魏征《上十思疏》《上十言疏》的骨鲠规谏和众多名臣的力挺下,尽毕生之力去建构新型的“礼乐文化”。综观贞观君臣的言论,他们已经扩充丰富了前世“礼乐文化”的内涵,把“礼以养人为本”、“乐以谐和共生”作为其实践“礼乐文明”的根本目的。所以,唐太宗不但称赞,而且亲自推行虞世南的所谓“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还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多次到国子监去设坛讲论。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高丽、新罗及吐蕃诸酋长也先后遣送子弟“请入国学”,此时,讲论者多达八千余人。太宗恐师出多门,又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并令学者习之。

对于胡人与胡学文化,唐太宗也乐见不惫。他经常置酒于旧时的未央宫,请颉利可汗起舞,让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太宗笑曰: “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面对群臣,唐太宗总是自豪地说: “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史纲评要》）可以说,这是唐代的长安礼学与少数民族的胡学文化互动互补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