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后,古代国家宗教瓦解,诸子百家蜂起,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消解了传统宗教。诸侯治国依靠周游列国的各家名士,所以治国方略也必然地从“神治”转到了“人治”的轨道上来。

中国儒教诞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但是“儒教”这一名词,出现则相对较晚。汉武帝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游侠列传》,其中提到: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显然这里所说的“儒教”,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儒”指春秋时期产生的儒家学说,而“教”则是一个动词,指鲁国人皆以儒家思想进行教育。所以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当时就已经有了“儒教”的概念。不过汉代以来虽无儒教的说法,可是将儒家视为国家惟一的教化工具,时人多称其为“德教”、“礼教”。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十二说: “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扬雄在《法言·义疏》第十一中说: “川有防,器有范,见礼教之至也。”仲长统在《昌言》中说: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此处的“德教”、“礼教”,都是指以儒家为核心的教化体系,这一点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异议。儒家理解的教化,当然就是教之以德,教之以礼,所以在“儒教”的概念产生后,“德教”、“礼教”的概念仍然使用。

真正与“德教”、“礼教”意义、范围大体相当的“儒教”概念,出现在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132-192）为汉桓帝朝太尉杨秉撰写的碑文中.他称颂杨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易》诲授。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全后汉文》卷七十五）魏晋南北朝以后广为流行的“儒教”概念出现在汉末,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是相对于“佛教”、“道教”而言,故有“三教”之称。可见,“儒教”是在与其他二教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称谓,出现在佛教传入、道教创生的东汉末年,应当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