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先代圣王留下来的礼，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因为礼规定了各人的名分，所以要维持礼在社会中的运作，当务之急，就必须“正名”，随时把那些错误的，不合礼义的行为、名分纠正过来，社会就能顺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所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正名”也就是正礼，也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定人们的职责，维持社会的良性循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时候，只要循名责实，就可以事半功倍。《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正名的这种功能，连子路都很难理解，可见当时礼坏乐崩的情况。礼可能只剩下了某些残留的形式，礼的功能，几乎已经被忘记了。

孔子的理想是大同，是完美的和谐社会，但是现实的人是千差万别的，有着各种不同的喜怒哀乐，有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主张。人与人之间，不同是绝对的，同是相对的。所以，以礼来调和各种矛盾，必须掌握中庸的原则，“过犹不及”（《先进》）。中庸是处理任何事物需要把握的最佳尺度，也是达到和谐的方法。

孔子说，中庸的思想，来源于上古的圣王。《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中庸》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与中庸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权，执中的同时，也要知道用权。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尽心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权与原则相对，对于人的要求非常高，难以做到，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一个人具有绝对的公正之心，才能用权，否则就会被利用来假公济私，贪赃枉法。权的基础是人的道德，原则的基础是法制。儒家很讲究权，法家则主张“释人而任势”，排除人治的干扰。今天西方的制度与法家的出发点接近。

所有个人的优秀品质，和社会的美好制度，都有待于君子之学。人必须学习，才能对外物的干扰不动于心，才能保持自己的善良的天性。学，也就是修养自身，是君子治国平天下的必备前提。否则，不但不能为政，而且会逐渐丧失那些善良的天性，走向反面：“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这种学，是正心诚意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这样，就把修身和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了，联系的关键，就是学，在于“格物致知”。

这就牵涉到知。学习就是掌握知识，使自己具备智慧，不再迷惑，进而引导人民。古人认为，最高等的人是生而知之的。《史记》说黄帝：“生而神灵。”又说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他按“知”把人分为几等，并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由于“民斯为下矣”，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所以，他认为普通的下层人民是“无知”的，也是不可能让他们都“知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古代之民，取义于盲然无知。古人认为民是无知的，如同瞎子，需要上层的君子去教化和引导。《尚书·多士》序郑注：“民，无知之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民之号，取之冥也。”贾子《新书·大政下》：“夫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西周金文中民字作□，象以针刺瞎人目之形。不可使民知，也是先秦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曰：“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也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这样，社会就分化为两大部分，君子与小人。行政，就是君子（统治者，有道德有智慧的人）引导小人（老百姓，无道德无知者）。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引导小人，通过以身作则来教化他们，不能用强制的办法。上行下效，在上位的人必须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不用说什么，老百姓自然就会跟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所以，在孔子看来，“为政”是很容易的事情，做好了表率作用，就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了。孔子对他的弟子，从来不轻易评价为“仁”，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也不轻许为“好学”，例如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惟独对于从政，他说很多弟子都可以，例如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冉有“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