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曾经不无见地地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明显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有文化修养的士人阶层和没有文化教养的庶民阶层。这一结论或许是将儒家和基督教的传播体系比较后得出的,但的确是反映了传统儒家教化体系的特点,即总体上说来,儒学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学问。传统社会中存在一套包括书院、私塾、宗祠、祭祖在内的教化体系,但这一体系中缺乏专门向基层民众宣教的职业阶层。正是深感儒家义理直接难于抵达和影响普通平民百姓,才有朱子等发起的宋代书院讲学运动,以及王阳明后学民间儒学运动。这些运动有效地扩大了儒学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提高了儒学的教化效果,却未能有效建立儒学在基层社会的传播的制度化渠道,无法避免“人亡教息”的结局。总起来看,传统儒家的教化体系是不完整的,它面向精英阶层的传教系统是完善的,面向基层民众的传播系统却是残缺的,可以说是有上半截而没有下半截。

然而,从五四到文革,甚至是这样一种残缺不全的教化体系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摧毁殆尽,数千年间积累的道德基础和社会价值系统彻底倒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失去维系,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拜物教则乘机在社会上泛滥成灾,中国历史似乎一夜之间退回到前礼乐时代,教化的缺失和道德的崩溃已经成为当代最为紧迫的问题。甚至在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台湾,儒家的影响也退缩到一个狭小的学术圈子里,成了专家之学。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台湾,儒学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依旧存在,不过是化到了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里面,这一现象尤其值得人们深思。它反映的是当代儒学游魂化的困境。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告诉我们,游魂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必须找到一个体,必须附体。从废除科举制度至今,儒家游魂化的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按照民间的说法,游魂在外当及时收取,否则便有散逸之忧,现在已经到了为儒学游魂造一个体的时候了,我们仿佛听到了屈子近两千年前那荡气回肠的呐喊声: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招魂》)这便引出了儒学复兴中的儒教之维,使儒教重建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课题。

实际上,有关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在学界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后人反观这期间的讨论必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因为它蒙上了过多的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许多讨论者将宗教视为人们的精神鸦片,当下中国人心灵荒芜和道德崩溃的现实已经昭示我们,丧失终极关怀和和蔑视精神价值的教义才是真正的鸦片,因为它会使人们将金钱和权力作为神灵来崇拜,而将自己心中的良知踩在脚下。重建儒教并不是要对儒教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重铸儒教之体,使儒教成为真正成为一种覆盖社会所有阶层的组织化的宗教。

儒教的重建必须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勇于和善于从世界各民族宗教中吸取营养,尤其是从基督教中学习优秀的成分。贺麟先生曾经断言: “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③]与基督教相比,儒教一向缺乏缺乏严格的戒律、独立的组织和专业的传教队伍,是一种分散性宗教[④]。儒教的分散性特征是与古代中国的宗法式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分散性宗教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缺乏一个独立健全的传教系统,只能依附于政治和社会组织,这不但使其失去了相对于世俗社会的超越性,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受到种种窒碍。随着宗法社会的崩解,分散性儒角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重建儒家的教化体系也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这无疑给儒教的重生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赵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