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说一个人能够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贫穷而不谄媚，富裕而不骄奢）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还可以，但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达到贫困而没有怨恨的境界比较难，做到富裕而不骄贵却比较容易：“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据此，《礼记》提出了“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的论说。

应当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富而无骄”确实不难，许多人即便生活富裕了，积累了大量财富，从正面来说仍能为人低调，平易近人；从负面来说有的可能成为葛朗台一样的守财奴，不愿意惠泽于人。但是，从另外意义上讲，“富而无骄”又不是那么容易。君不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一夜暴富，一些人积敛了万贯家财，一旦加入了“富人俱乐部”，有的人就不是那么注意收敛、低调，而是有钱就任性，喜欢高调炫富、骄横跋扈、颐指气使，以财富傲人。所以，对于缺乏心性修养、缺乏内圣功夫的富贵一族来讲，“富而无骄”依然是调节、指导其行为的底线伦理。

至于“富而好礼”，犹如孔子所言，由于它精神境界高，属于积极意义的上线道德，要做到殊为不易。儒家一贯尊礼、重礼，《礼记》不仅明确提出了“富而有礼”（《礼记·坊记》）的行为规范，还特别阐明了“富贵而知好礼”的人生道理：“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可见，一个人只有既富贵了又知道好礼，才能既不骄横又不淫乱。《管子·牧民》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改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揭示了经济基础是道德文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要知道，仓廪实不一定知礼节，衣食足不一定知荣辱。现实中不讲礼仪、不懂礼节，肆意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富有之人比比皆是，自觉按规范行事的更是凤毛麟角，真正像子贡那样虽然富比陶朱、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却能礼敬老师、为宣扬孔子之道而不遗余力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强调“富而好礼”的行为准则不无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