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说,仁是爱人之心,礼是社会秩序。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中和之道。中,孔子称之为中庸,程子的解释是: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集注》)用现代语言说,“中”是以人为本,顺乎时代,合乎民心,不走极端,无过与不及之失,所以是行仁的正道；庸是社会人生常态常道,必然规律,平凡正大,不诡异神秘,人人得而行之。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受孔子和儒学的影响,中和之道成为主流的核心的意识,左右中华思想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文化的生态。构成中华思想文化核心的儒、佛、道三家哲学,都是崇尚中道的哲学,而形态各有不同。儒家讲仁礼中和之道,始终高举仁爱、礼义的大旗,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奋斗目标。道家与道教讲阴阳中和之道,老子主张“守中”,“知和曰常”,以中和为贵,庄子有“天和”、“人和”之说,《太平经》谓: “阴阳者,要在中和”,李道纯提出守中致和的丹道论,中和成为一条思想主脉。佛教哲学可称为缘起中和之道,主张离断常见,不执于有,不执于无,亦不执于不执,是谓中道,即俗即真,即心即佛,平常心是佛,而人间佛教就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行其中道。由此之故,在中国思想史上,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诡秘主义皆无大的市场,不能成为主流意识,人文与宗教、信仰与理性能够互制互补,各种学说中形成温和主义占主导的传统,避免了大的宗教狂热和反宗教狂热。同时和而不同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认知传统,已深入人心。

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提出“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当代民族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十六字: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一条贯穿古今的红线,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尊重与合作。中和之道使中华文明形成多元通和模式,表现为包容性大,排他性小,它是多样的开放的和谐的,各种学说和各类宗教渐行渐近,相互吸收,汇合融通,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宗教和百家的“混血儿”。文化的摩擦与冲突也时有发生,偏激主义也曾风行,但都因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因而未积淀下来,终于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