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关于“德”，参见前言，“为政以德”即为政者心要正直、行要正直。“道之以德”“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德政要求君子即当权者自己要德正，当权者德不正，怎么能让民众有所参照走正路呢？统治者行德政，就象北辰安居其所，那么，众星也得以安居其所，而不会越轨。

《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圣人管理天下先做五件事：管理好家族，报答功臣，举拔贤人，任用能人，不遗漏仁者。这五件事做好了，不需要特别治理民众；五者有一样没有做好，民众就没有好日子过。

也就是说，南面而治、无为而治、北辰居其所，都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而是天子做天子该做的事。“人道”也就是使人生存之道，南面而治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使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圣人治天下安民的关键不是治民，而是“治亲、报功、举贤、使能、存爱”，这也就是德治的关键，德治不是连官员也不治好、连统治集团各人的亲属也没有管好，就不断地对老百姓今天这个道德要求、明天那个道德要求，这不是德治，这叫扰民。治国安民实际上是治官安民，安民不是治民。为官者不德、“素质”低，却想要老百姓提高道德、提高“素质”，这是很难实现的；为官者守德（礼即法律规章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素质”高了，老百姓自然会仿效，这样，全民的道德素质才能提高。老百姓普遍“素质”低的原因是为官者普遍素质低。

“德有六兴：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管子·五辅》）也就是说可以从六个方面兴德政：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振穷，如此，则老百姓的愿望都能得以实现，并因此愿意听从统治者的引导，这样，治理国家就很少要用到刑罚而可以“善为”。所以说，统治者兴德，则“民有耻且格”。因而，孔子要求“君子怀德”，“据于德”。

如果北辰偏离轨道，结果将如何？“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孟子·梁惠王下》） “惟君所行”即只做作为“君”应该做的事，也就是“居其所”。如果为政者“师行而粮食，饮食若流，流连荒亡”，则不是“居其所”，而是“虐民”“为诸侯忧”，结果是“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老百姓不能安居其所。

《管子·戒》也说：“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亡荒之行于身。” 做领导的出行都是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如果是走到哪里只是为收集特产、大批陪从吃喝无度，这是扰民、是给民众带来灾难，这样的政权是不能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