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仁”作为人生理想境界,仁是所有善德的总称,是理想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强调律己,从自我做起,形成趋于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尤其是领导者更需仁的思想,更需以君子人格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才能治国安邦。正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仁,从字形结构上可以看出,是由“二”和“人”组成,它表示一种人际关系,单个的人不能构成“仁”,只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一些人的态度行为上才能得以体现出仁的内涵。孔子认为君子的处世原则应该是从仁出发,仁作为道德规范是一种自觉自律的道德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君子学道则爱人”,这种爱人是一种从内心而发的关心他人之情,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观念。《论语·子罕》记载“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当孔子得知马厩失火后,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自然而然地发出是否伤人的疑问。虽然孔子爱人的思想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普遍的人类之爱,而是等级之爱。但是正因为孔子在内心中潜意识地具有这种高尚的爱人之心,即便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也要站在阶级统治的立场,希望统治阶级不扰民,减少苛捐杂税,并对学生不断地进行“爱民”教育,潜移默化地从侧面教育学生做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不能以强欺弱。从爱人的角度出发孔子提出施“仁政”的纲要,针对季康子问政之机,孔子讲: “子为政,焉用杀?子预善而民善矣”,强调为政者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起模范带头作用,以“仁”来育化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融合局面,也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民“有耻且格”,把道德教化作为为政的基础,也把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看成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仁者要做到爱人,就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能够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消极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道德走向积极的道德规范“己预立而立人,己预达而达人”；进而能够达到如孟子所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在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中,处处秉持仁爱之心去行动,通过仁心的发起和不自觉地运用,不断及于他人与物,从而达到感通遍润,成己成人,天下为仁的境界。这种“爱人”思想及推己及人的做法,满足了当时人们寻找有序地、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历史需求。仁作为一种伦理精神和道德准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和谐统一起了一定作用。

真正的仁者,自身不但在平时能够加强道德修养,爱人重于爱己,而且在危难之机能够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子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求杀身成仁”,这里的“仁”是一种人在外在世界关系中反求自省以成就完满人格的道德自觉,是一种心灵的感悟、心灵准则,这一点也为时下知名学者于丹女士所认同,崇高的道德是生命都无法比拟的,为了追求道德情操的实现,不惜流血牺牲,这种杀身成仁的精神一直支持孔子四处游学,整日栖栖惶惶而无怨无悔,即使是危急时刻陈蔡绝粮之际,也能保守君子风范,达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孔子认为仁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的,仁贯穿于道德一切规范和范畴之中,贯穿于人们道德行为的始终,不可以须臾离开。孔子还提出做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需能够“安贫乐道”,做到“君子固穷”而“小人”则“穷斯滥”,孔子在逆境中能够安贫乐道、孜孜不倦地追求“仁”的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曾子按照这种教诲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仁者人格不仅体现在自我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体现在主体对社会群体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上。这种以仁为己任虽死无憾地执著地追求理想实现的精神的确是值得今人学习。

崇高的道德规范是自律形成的,而这种精神境界是没有止境的,仁是很难达到的道德标准,只有不断追求更高更美的境界,因而就要“尊贤里仁”,“见贤思齐”。孔子要求弟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仁是一种理想人格,应该努力去追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只有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接近仁,达到仁,尊贤里仁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习仁者的品行,以仁者为榜样,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成为仁人,以便实行仁政。

孔子将仁赋予了很多内涵,最终是希望人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到仁政德治的目的,从政治角度出发,仁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