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能够“塞于天地之间”,听起来似乎充满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实则仍以保养本性和加强仁义道德修养为旨归: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矣。”（《公孙丑上》）纷繁世间,酒色才气,人生总是充满了欲望和诱惑,要想学做圣人就必须摆脱这些外在干扰。孟子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抵御外在物欲干扰,保养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环境,更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强调个人的立志和坚持,强调君子必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虽然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但其出发点是在强调人们尤其是君子应该注重道德修养,因而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孟子成名后,每次周游列国,车马随从甚众,场面非常气派,所到之处,诸侯贵戚盛情款待。他的弟子对此不理解,怀疑这不符合儒家所讲的君子不言利的精神。孟子则坦然处之,他解释说: “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是否违背道义,有道,利再大也不为过,无道,利再小也不能受。孟子反对的是大家都将“仁义”抛诸脑后而把眼睛紧盯在“利”上,反对“见利忘义”和“后义而先利”。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怀利以相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互相倾轧,天下大乱。因此他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

与老子的清净无为不同,孟子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公孙丑下》）,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他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那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上》）,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