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大众的爱出发,孔子认为实现“仁”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大众的幸福。那么,什么是大众的幸福?怎样落实大众的幸福?孔子首先对政治家提出了要求,这要求突出地体现于四个字: “富之教之”。孔子肯定管仲的话,最著名的有两段。一段是: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另一段是: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树立的“仁”的标准本来非常严格,他绝不轻易地肯定哪个人达到了“仁”的标准,对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他也不过是评价他“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但是他却那样毫不含糊地称赞管仲够得上仁,特别是这个管仲还有违反礼的严重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孔子认为为大众造福,是最高的政治道德,这种政治道德甚至超越了仁的标准。例如他的学生子贡问他: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说,这哪里仅仅是仁！应该说是圣了！尧舜都难以做到呢！

对大众的爱,直接地培育了对人的尊重。在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儒家的智慧高高地举起人的尊严的旗帜。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人的尊严,成为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例如《易经》把天、地、人列为“三材”,意味着人的地位可以和天地并立,同样伟大,同样崇高。“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响亮的口号。不仅儒家维护人的尊严,道家,例如老子也十分重视人的尊严,因此他说: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西方近代大思想家康德响亮地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中国儒家的智慧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一原则。

儒家从爱亲人推广到爱大众,从爱大众又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儒家对天地万物的爱,是对生命的爱,对生生不息的宇宙的爱。这样一种爱培育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主张。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也就是宇宙和人类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