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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
类别:儒学初探 作者:

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文章、功业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黄宗羲和后来的“王学”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或许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为“文人”。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圣贤”的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但在王阳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是“立言”,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对于王阳明的定位,也就仅仅成了“思想家”。

这种导向的结果,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心”而忽略“物”、关注王阳明的“知”而忽略“行”,并进而视其为“唯心”且“主观”。但是,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是气节,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阳明的身上,他的学术即“心学”,是为立言;他的功业即实践,是为立功;他的气节即担当,恰恰是立德。这才是王阳明的真“三不朽”。

当王阳明“懵懵懂懂”向往“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贤”为何物,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其实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气节”。所以,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为,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监狱积弊、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但初心不改。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为南赣巡抚,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接着,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叛藩”,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正是这个时候,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试想,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对流民束手无策,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良知”,心安理得地讲“知行合一”吗?没有功业,不影响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入孔庙,但没有功业,却不可能“倒逼”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在王阳明那里,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直到此时,“良知”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王阳明全集·传习录拾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难”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

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悟出内心深藏的“良知”,是学术和功业的相互激发,而终极动力,则来自“气节”,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当宁王起兵时,许多官员在观望,唯独王阳明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并起兵平叛。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谓“立德”?孟子说“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才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识,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担当精神,是为“良知”。以“良知”为灵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阳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为一体,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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