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年）夏，阳明出征思田前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对话中言及“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被称为王门“四句教”或“天泉证道”。

阳明生命晚期的“四句教”是他全部道德学说的总结，以善恶之别为经，以自在、自发、自觉和自由为纬，完整呈现了伦理实践中个人主体性的发生、发展、提升和实现的动态过程和逻辑关系。“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讲的是心体的自在状态，在人的意识活动之前之下，善恶观念未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指意念初现的自发阶段，一念发动即有善恶；“知善知恶是良知”讲的是“良知”的道德自觉，即主观能动加反思的阶段，其是对意念的审视与调整，主体性以人的自觉为标志，是对人自发性的批判性之扬弃，由受动性到能动性的精神升华；末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讲的是道德自为，“自觉”与“自为”相合（“知行合一”）即为主体精神的最高体现“自由”，最终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四句教”由首句到末句的次序是从发生学上来讲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呈现与升华过程，对于伦理实践中的个人主体而言，这种动态、能动和有机的运演模式，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阳明高扬的道德主体性虽未整体逾越传统规范，但在其心学体系中，“中”（“中庸”“中节”“中和”“时中”）被作为最高抽象原则和标准，成了“道心”“天理”和“良知”等基本范畴的本质规定。“中”的概念讲的是为人做事的适度、恰当，须据不同的时间、空间、场合和对象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可以说，阳明开启的主体性转向及对抽象法则“中”的特别强调，为后学冲破传统的纲常名教打开了一个缺口，并由此衍化和分流出一批异端或早期启蒙思想家。

就阳明殁后其后学的学术走向，钱穆先生说：“（他）没有在这方面再细发挥，于是遂引出王学后起不可弥缝的裂痕，而王学也终于渐渐走了样。”其实，阳明后学的衍化分流不只因“四句教”的歧解而生，更由于阳明心学开启的主体性转向，在本体与工夫、格物与致知、已发与未发、先验与习得、德性与功利、自由与秩序、个人主体与群体主体等层面，尚难在学理上周延贯通。从这一角度看，后世带有心学印记的泰州学派强调的“百姓日用”的生命主体、李贽“人必有私”的利益主体、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权利主体，以及汤显祖讴歌的人的至真至纯的情感主体性和徐光启彰显的体现科学精神的理性主体性，与其视为王学“走了样”，毋宁理解为阳明学说的拓展、丰富、修正与完善，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命脉即对人的主体性的探求与弘扬。(张海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