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阳明学，实质上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心学。王阳明论“知行合一”之说曰：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说，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理论重点是什么？有必要作深入探讨。我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重点是在“行”字上。理由有三：

首先，“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在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继龙场悟道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针对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问“朱陆异同”时而提出的观念。王阳明从本体意义论知行关系，认为求之吾性，本体自明，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是分知行为二事，割裂了知行关系。而王阳明强调的是知行一体，不能割裂为二，或分别先后。

其次，当门人徐爱以“孝弟”为例质疑“知行合一”之说，认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时，王阳明答复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这说明王阳明认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实在“行”并且已在“行”的。

再次，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匪患时期，在致弟子的书函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强调“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所谓“心中贼”，指的是朝中官员普遍存在的道德堕落与作风腐败，这个命题针对的正是当时朝中官员说一套做一套、知行脱节的不良风气，发出希望当政者扫荡“心腹之寇”以收“治国平天下”之实功的呼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是放在“行”上的。对此，作为阳明后学的黄宗羲心领神会。黄氏在其《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中指出，阳明先生“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这是深得阳明良知心学精髓的精辟之论，也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重在行”思想的最好注脚。(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