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许多先贤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知行问题上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持批评态度，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他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主要着眼于道德观念与道德修养的密切结合，其目的是把“知”即意念也当作最初的“行”，使人们对“不善的念”不掉以轻心，即“不善的念”在内心刚产生时，就要把它“克倒”。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的，他把“知行合一”与“心即理”之说联系起来，“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谓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是行。具体而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三个方面的论证具有自身独特价值。

“知行之体本来如是”，即知与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王守仁强调，知行合一“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在他看来，将知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为了达到一时目的而任意瞎说的，而是知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如何分得开？”他举例说，“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一个人只有已经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才称得上真正知道孝与弟的含义。也就是说，知必须通过行才能知，行必须通过知才能行。知而不行，其实不算真正知。王守仁还把“知行本体”与“心之本体”联系起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既然“知行本体”就是“心之本体”，那也就是“自然会知”“不假外求”的良知。也就是说，“知”是“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良知”的落实。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在强调知与行就是一个整体的基础上，王守仁进一步指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这是强调知指导行、行实践知，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这里提到的“学问思辨行”，就是《中庸》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王守仁用一个“做”字把前四者都纳入“行”的范畴。他的理由是，行离不开知，因为“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同样，知也离不开行，因为“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这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是一事之两面，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觉悟理解的方面叫做知，切实用力的方面叫做行，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知行之合一并进”，即知与行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朱熹、陈淳等人的著述中，偶有提及“知行常相须”，后来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加以发挥。但是他们所说的“相须”“并进”还是把知与行作为两个主体。王守仁的“知行之合一并进”则把知与行作为一个主体，明确指出：“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王守仁“知行之合一并进”论，其理论根源就是他强调的“心理合一”。在“心理合一”理论指导下，他认为“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王守仁还援用一些为生活实践所证明了的经验常识来论证他“知行之合一并进”的作用。如“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也就是强调不论走坎坷的道路，还是射箭、写字，都必须亲身经历才能有切实体会。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基于对朱熹“知先行后”说的批判而提出来的。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揭示了知与行这两个阶段，却有割裂二者之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弥补了朱熹“知先行后”这一缺陷，强调了二者的统一与联系，这为后世知行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