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

《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难”之说。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子思著《中庸》引孔子论“知行”之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明确将知行问题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荀子·劝学篇》提出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命题，可以说是“知行合一”说之滥觞，但先秦儒家还没有系统的知行观。

汉代王充认为所有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但他对知行关系未作深入探讨。南宋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须”“知先行重”的观点，认为“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也有“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观点。王阳明则针对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关系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黄宗羲继承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从而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改造为“行良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力行”哲学。王夫之则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等论断。

以上种种知行关系说，本质上都是在讨论道德、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它更重视的是德性之知与伦理、政治之行，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知识之知与科学实践之行，因而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与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行观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