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关于“安身”的解释对后来的朱熹很有影响。朱熹认为:

研精义理于内,所以致用于外；利用安身于外,所以崇德于内。横渠此处说得更好: “‘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此几句亲切,正学者用功处。（《朱子语类》卷七二）

朱熹继承了张载从内外交相发的角度所言说的安身崇德说。在朱熹,如同尺蠖屈、龙蛇蛰而得“存身”一样,正是用力于内,精义入神,才带来了最大的安身效用: “精研义理,无毫厘丝忽之差,入那神妙处,这便是要出来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来自崇己德。”（《朱子语类》卷七六）在外获便利效用而人身得安,正是精研义到入神而自崇己德的表现。所以张载以“‘事豫吾内’,言曾到这里面来”予以揭示。

在朱熹,“曾到这里面来”并不是人刻意为之,“自崇己德”是德盛仁熟自然达致的结果,非人力强求可以实现。“如‘精义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当然,朱熹的所谓“自然”,其实就是循理而动: “今人循理,则自然安利；不循理,则自然不安利”（《朱子语类》卷七六）,是所谓“利用安身”也。

张载对朱熹的影响,不仅在安身说上,也在立命说上,当然后者又是通过与孟子立命说的关联来阐发其思想的。朱熹说:

圣贤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战战兢兢,至死而后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随他恁地。故曰: “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与《西铭》都相贯穿,只是一个物事。（《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天地运转,大化流行不息,人的修身俟天也就要“与时偕行”。从饥食渴饮到君臣父子,都属于“述天地之事”,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也。如此兢兢业业、修身以俟天的德行实践,就是人之立命的过程。朱熹以为这正是张载《西铭》所表达的思想,即《西铭》所言与孟子的修身立命说“只是一个物事”。所以朱熹多次要求学生去读《西铭》,以了解其天人一致的相贯穿之理。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说人是“述天地之事”而“随他恁地进退”,却不意味人没有自觉的作为,因为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以“知天命”为“立命”的前提。朱熹说:

《易》中是说圣人事。《论语》“知天命”,且说知得如此,未说到行得尽处。如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这便是说知；“存心、养性”至“所以立命”,这便是说尽性、至命。（《朱子语类》卷二三）

《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三事一时便了,只是圣人的境界,常人的修身立命是需要一步步的知行互动实践的。就是说,所谓“立命”应包括知与行的双方,孔子只是说到“知”,天命如何能在人生实践中确立起来却未言；孟子则进了一步,既有知又有行,即把“尽性至命”作为了“立命”的内涵。当然,“知命”对“立命”有引导的作用,以保证不会出现“非正命”的情况。在朱熹看来是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他阐释孟子的“夭寿不贰”以“立命”的思想说:

“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夭寿不贰”,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朱子语类》卷六○）

所以能“夭寿不贰”,是因为已知天命而真心信奉,于是才有尽心竭力、一日也不松懈地修身养性,这也就是“立命”。在这里,“夭寿不贰”是基于“知命”而来的对天命的坚守,“修身以俟”则突出了德行践履的核心内容。所谓立命还要“通下章看”,是说要结合正命与否予以充实,即要解决“立命”的价值导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