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所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已成为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完成形态。但是，这并不等于一种儒教文明体的最终建立完成。因此，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四书》学与理学，还有一个通过文化传播走向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过程，有一个学术思想如何实现社会化的问题。

我们知道，儒教文明初步建构首先是从礼乐制度文明开始的，西周时代先建构了十分完善的礼乐制度，然后才产生以礼乐制度为依据的思想文化与文献典籍。而宋代儒家学者所发展完成的儒家文明则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历史进程。两宋时期，首先是一批在学术领域具有思想敏锐性与文化使命感的儒家士大夫积极从事思想的开拓与学术的创新，从而创立了比汉唐的思想学术更具人文性的价值信仰、更显理性化的哲学思辨、更体现实践性的日用工夫的新儒学形态，也就是一种以《四书》学为经典依托的理学形态。但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倡导新儒学的士大夫所急于要做的，就是要设法使新建立起来的《四书》学与理学尽快在社会各个层面传播，完成《四书》学与理学的社会化。这就需要使其转化为朝廷的治国方略与社会制度，转变成一种学术正统的官学，发展成为一种主宰人们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只有达到这个社会化的程度，才可以说这种新的儒家文明完全完成和定型。

所以，还在《四书》学与理学的建构过程中，那些站在理学学术前沿的儒家士大夫们就通过经筵讲学、奏札封事、逞进著述等方式向朝廷宣传、传播理学及《四书》学，想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实现理学思想的社会化。在《四书》学完全成型与理学集大成完成之后，程朱理学家的后学们更是加大了对历代朝廷宣传理学、传播《四书》学的力度，理学及其《四书》学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同与尊崇。从南宋后期开始，理学家们纷纷获得尊谥并供祀文庙，朱熹的《四书》学著作被列为官学的制定教材，以程朱为儒家正统的理学还成为科举取仕的标准答案。至此，程朱理学及其《四书》学终于成为得到历史朝廷认可的国家官方哲学与统治全国的社会意识形态。

除了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之外，宋代理学及其《四书》学也通过民间传播、宣传的下层路线。在民间社会传播理学及其《四书》学，首先就是要影响、争夺在民间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士人阶层，所以，大力创办非官学的书院，大量刊刻发行理学及其《四书》学著作，也成为历代理学家们十分热心的文化教育事业。宋元明清时期书院教育大兴，理学家们的著作大量流行，就是源于历代理学家们希望通过民间社会传播理学的强烈愿望。尤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推崇理学的儒家士大夫们，不仅关注士人阶层，还十分关注民间的儿童教育与乡村的社会教育，他们亲自编写以理学及其《四书》学为主导思想观念的蒙学读物和普及教材，并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山区乡村从事“化民成俗”的理学思想传播。

正是由于宋代理学及其《四书》学的从上层到下层的全面传播和普及，使得这一原本主要是活跃于思想学术群体的学术能够扩展到政治制度、治国方略、社会风俗、学校教育以及个人信仰、人格成长的社会生活中去。这时，由宋代儒家学者所建构起来的理学及其《四书》学，就由一种新的学术形态、知识体系而转化为一种新的儒家文明，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之久，并影响、传播到整个东亚的各个国家与地区，构成了到今天仍保留下来的东亚儒教文明。(朱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