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情况下则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极端的情况即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义与利尖锐对立、只能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特殊情况下，儒家的确体现出了更为注重道义而非利益的倾向，这是其相对于墨家与法家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进而展示了特殊情况下义利间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并揭示了何以必须“舍生而取义”的理由。透过孟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著名论述，可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正像鱼与熊掌并非任何时候都只能二者择一，义与生也是可以共存并同为我所欲的；第二，只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做出“舍生而取义”的选择；第三，之所以做出为道义而安然赴死的选择，是因为在义与生相冲突的情况下，追求义的价值超过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违义的厌恶超过了对死本身的厌恶。可见，儒家主张，当遇到义利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志士仁人决不为苟活而做损害仁义的事，而是宁可牺牲生命也要成仁践义。

不难看出，儒家的确首重义，但并不以义利对立作为理解义利关系基本前提。儒家不仅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而且在客观效果上接受“因义得利”表明，在其对义利关系的整体理解中包含了义利统一向度。因此，即使儒家所谓重义轻利也不是建立在义利对立基础上的。只是在义与利尖锐对立的特殊境遇中，儒家才明确主张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不能将“义利之辨”针对特殊境况的主张扩大化、绝对化。

在客观效果上接受“因义得利”不能归结为“以义取利”即主动自觉地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利益，这也是讨论儒家义利之辨必须加以认真辨析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实际上，以义取利是儒家所一直明确反对的行为方式。孟子与荀子正是因为五霸假借仁义谋利而羞于谈论他们，朱熹更对此有明确论说。当有人不赞成“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时，朱熹鲜明地指出：“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这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中症结所在：如果为利而义，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不顾道义而“徇”利。这就涉及了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作为一种成德之学，儒家所关注的中心是德性人格的成就。真正的德性是高度自主而不为外在利益所左右的，“以义取利”显然是有违于此的。因此，无论出于怎样的主观愿望而认为儒家义利之辨提倡“以义取利”，都不仅完全消解了儒家义利之辨的价值意义，而且有违于其基本理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