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的和谐、美好程度,说到底,主要还是靠两种力量,一是个人的力量,二是社会的力量。人格高尚的公民的比例高,这个社会就更可能和谐美好；社会制度的合理程度高,这个社会也可以更和谐美好。两者既独立存在,又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成员人格素养的全面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冲到世界第二,国家已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我们的民众形象、公民的人格修养水平,常常连我们自己都还很不满意。社会上丑陋、消极现象仍到处存在,所以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忽视了公民人格的培养。

在人格培养方面,自儒家学说倡行以来,做君子而不做小人,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人格标准。但在喊出“咑椡孔家店”口号后,特别是最近数十年间,君子概念逐渐被许多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时代阶段性色彩的概念所代替。“正人君子”在某些场合还成了带有嘲讽意味的词汇。

今天,在满街都谈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在人们感叹官员贪污腐化、对社会风气不满的时候,在学校教了十几年德育有些青少年依然连做人的起码道理也不懂的时候,在我们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时候,人们是否也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人格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格培养才是符合人性基本面、切实可行的?

依笔者之见,我们不妨重提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原是孔子所提倡的。在孔子的《论语》中,直接言及君子是什么样的人、该做什么样的事的话语共有数十条。孔子谈及的君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当官的人、士大夫,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君子。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说: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官员、士大夫。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愤怒时想想后患）,见得思义”。这些说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说,有些内容当然有其语境局限,今天不太适用了。如“君子不器”,意谓君子不应像器具一样只有某种功能。但今天社会分工很细,当然不反对在具备君子人格的同时,做一个良器一个专才。(沈金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