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才三条

才者，人与百物各如其性以为形质，而知能遂区以别焉，盂子所谓「天之降才」是也。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质亦殊。才质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质安睹所谓性哉!以人物譬之器，才则其器之质也；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各殊，则才质因之而殊。犹金锡之在冶，冶金似为器，则其器金也；冶锡以为器，则其器锡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从而察之，金锡之精良与否，其器之为质，一如乎所冶之金锡，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如是矣。为金为锡，及其金锡之精良与否，性之喻也；其分于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为器即于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别之，孰金孰锡，孰精良与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恶，于性无所增，亦无所损。夫金锡之为器，一成而不变者也；人又进乎是。自圣人而下，其等差凡几?或疑人之才非尽精良矣，而不然也。犹金之五品，而黄金为贵，虽其不美者，莫与之比贵也，况乎人皆可以为贤为圣也!后儒以不善归气禀；孟子所谓性，所谓才，皆言乎气禀而已矣。其禀受之全，则性也；其体质之全，则才也。禀受之全，无可据以为言；如桃杏之性，全于核中之白，形色臭味，无一弗具，而无可见，及萌芽甲坼，根干枝叶，桃与杏各殊；由是为华为实，形色臭味无不区以别者，虽性则然，皆据才见之耳。成是性，斯为是才。别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谓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远乎物，然而于人之道不能无失，是不践此形也；犹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践此言也。践形之与尽性，尽其才，其义一也。

问：孟子答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云：「情者，性之动也。」又云：「侧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夫公都子问性，列三说之与孟子言性善异者，乃舍性而论情，偏举善之端为证。彼荀子之言性恶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是荀子证性恶，所举者亦情也，安见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欤?

曰：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声色臭味之爱畏以分，五行生克为之也；喜怒哀乐之惨舒以分，时遇顺逆为之也；美丑是非之好恶以分，志虑从违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孟子举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谓之心，不谓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是岂人之情也哉!」情，犹素也，实也。孟子于性，本以为善，而此云「则可以为善矣」。可之为言，因性有等差而断其善，则未见不可也。下云于「乃所谓善也」，对上3「今曰性善」之文；继之云，「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为，犹成也，卒之成为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于梏亡之尽，违禽兽不远者也；言才则性见，言性则才见，才于性无所增损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尔殊」。才可以始美而终于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谓性始善而终于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体质言也。体质戕坏，究非体质之罪，又安可咎其本始哉!倘如宋儒言「性即理」，言「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一，不全是性之本体矣。以孟子言性于陷搦桔亡之后，人见其不善，犹曰「非才之罪」者，宋儒于「天之降才」即罪才也。

问：天下古今之人，其才各有所近。大致近于纯者，慈惠忠信，谨（原）〔厚〕和平，见善则从而耻不善；近于清者，明达广大，不惑于疑似，不滞于习闻，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才之美者也。才虽美，犹往往不能无偏私。周子言性云：「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而以「圣人然后协于中」，此亦就才见之而明举其恶。程子云：「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此以不善归才，而分性与才为二本。朱子谓其密于孟子，【朱子云﹕「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盖盂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专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犹之讥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皆足证宋儒虽尊孟子，而实相与龃龉。然如周子所谓恶者，岂非才之罪欤?

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才，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为是才，性善则才亦美，然非无偏私之为善为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其故一也。才虽美，譬之良玉、成器而贾之，气泽日亲，久能发其光，可宝加乎其前矣；剥之蚀之，委弃不惜，久且伤坏无色，可贾减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后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于外而病，或受损于内身之阴阳五气胜负而病；指其病则皆发乎其体，而曰天与以多病之体，不可也。如周子所称猛隘、强梁、懦弱、无断、邪佞，是摘其才之病也；才虽美，失其养则然。孟子岂未言其故哉?因于失养，不可以是言人之才也。夫言才犹不可，况以是言性乎!

道四条

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言人物分于天道，是以不齐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言日用事为，皆由性起，无非本于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言身之所行，举凡日用事为，其大经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曰仁，曰礼，曰义，称其纯粹中正之名。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于陆者，入水而死；生于水者，离水而死；生于南者，习于温而不耐寒；生于北者，习于寒而不耐温；此资之以为养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杀者，岂天地之失德哉!故语道于天地，举其实体实事而道自见，「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是也。人之心知有朋阊，当其明则不失，当其阊则有差谬之失。故语道于人，人伦日用，咸道之实事，「率性之谓道」，「修身以道」，「天下之达道五」是也。此所谓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圣人修之以为教」是也。其纯粹中正，则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谓「中节之为达道」是也。中节之为达道，纯粹中正，推之天下而准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者为达道，但举实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后纯粹中正。然而即谓之达道者，达诸天下而不可废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继谓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继承不隔者也；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也则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言限于成性而后，不能尽斯道者众也。

问：宋儒于命、于性、于道，皆以理当之，故云「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既为当行之理，则于修道不可通，故云「修，品节之也」；而于「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两修字不得有异，但云「能仁其身」而不置解。于「达道五」，举孟子所称「教以人伦」者实之，其失中庸之本指甚明。中庸又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子以此为存理之说，「不使离于须臾之顷」。王文成于：「养德养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又云：「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程子、朱子皆求之于释氏有年，如王文成之言，乃其初所从事，后转其说，以「常存本来面目」者为「常存天理」，故于「常惺惺」之云无所改，反以「戒慎恐惧」四字为失之重。【朱子云﹕「心既常惺惺，而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相养之道也。」又云﹕「着『或慎恐惧』四字，已是压得重了，要之止略绰提撕，今自省觉便是。」】然则中庸言「道不可离」者，其解可得闻欤?

曰：出于身者，无非道也，故曰「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可」如「体物而不可遗」之可。凡有所接于目而睹，人亦知戒慎其仪容也；有所接于耳而闻，人亦知恐惧夫愆失也。无接于目接于耳之时，或惰慢矣；惰慢之身，即不得谓之非失道。道者，居处、饮食、言动，自身而周于身之所亲，无不该焉也，故曰「修身以道」；道之责诸身，往往易致差谬，故又曰「修道以仁」。此由修身而推言修道之方，故举仁义礼以为之准则；下言达道而归责行之之人，故举智、仁、勇以见其能行。「修道以仁」，因及义，因又及礼，而不言智，非遗智也，明乎礼义即智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而不言义礼，非遗义遗礼也，智所以知义，所以知礼也。仁义礼者，道于是乎尽也；智仁勇者，所以能尽道也。故仁义礼无等差，而智仁勇存乎其人，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非仁义礼有加于道也，于人伦日用行之无失，如是之谓仁，如是之谓义，如是之谓礼而已矣。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则以阴阳不得谓之道，在人物，则以气禀不得谓之性，以人伦日用之事不得谓之道。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合者也。

问：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于「智者」云，「知之过，以道为不足行」；「贤者」云，「行之过，以道为不足知」。既谓之道矣，以为不足行，不足知，必无其人。彼智者之所知，贤者之所行，又何指乎?中庸以道之不行属智愚，不属贤不肖；以道之不明属贤不肖，不属智愚；其意安在?

曰：智者自负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谬；愚者之心惑阊，宜乎动辄愆失。贤者自信其出于正不出于邪，往往执而鲜通；不肖者陷溺其心，虽睹夫事之宜，而长恶遂非与不知等。然智愚贤不肖，岂能越人伦日用之外者哉?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饮食，喻人伦日用；知味，喻行之无失；使舍人伦日用以为道，是求知味于饮食之外矣。就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求其不易之则，斯仁至义尽而合于天。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专以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故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分物与则言之也;中节之为达道，中庸之为道，合物与则言也。

问：颜棩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今谓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则可矣，何以茫然无据又若是欤?

曰：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谓人人由之。如为君而行君之事，为臣而行臣之事，为父为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谓道也。君不止于仁，则君道夫；臣不止于敬，则臣道失；父不止于慈，则父道失;子不止于孝，则子道失；然则尽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质言之，曰「达道」，曰「达德」；精言之，则全乎智仁勇者，其尽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举其事而亦不过谓之道。故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极言乎道之大如是，岂出人伦日用之外哉!以至道归之至德之人，岂下学所易窥测哉!今以学于圣人者，视圣人之语言行事，犹学奕于奕秋者，莫能测奕秋之巧也，莫能遽几及之也。颜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中庸详举其目，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盖循此道以至乎圣人之道，实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将使智仁勇齐乎圣人。其日增也，有难有易，譬之学一技一能，其始日异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见其进矣；又久之，己亦觉不复能进矣；人虽以国工许之，而自知未至也。颜子所以言「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之所至也。

仁羲礼智二条

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赅义，使亲爱长养不协于正大之情，则义有未尽，亦即为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赅礼，使无亲疏上下之辨，则礼失而仁亦未为得。且言义可以赅礼，言礼可以赅义；先王之以礼教，无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义也，断乎亲疏上下，不爽几微。而举义举礼，可以赅仁，又无疑也。举仁义礼可以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益之以礼，所以为仁至义尽也。语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就人伦日用，究其精微之极致，曰仁，曰义，曰礼，合三者以断天下之事，如权衡之于轻重，于仁无憾，于礼义不愆，而道尽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则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质之美也，因才质而进之以学，皆可至于圣人。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凡仁义对文及智仁对文，皆兼生生、条理而言之者也。

问：论语言「主忠信」，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子夏闻「绘事后素」，而曰「礼后乎」；朱子云「礼以忠信为质」，引记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证之；老氏直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指归几于相似。然论语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曰：「克己复礼为仁。」中庸于礼，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重学重礼如是，忠信又不足言，何也?

曰：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至于人情之漓，犹饰于貌，非因饰貌而情漓也，其人情渐漓而徒以饰貌为礼也，非恶其饰貌，恶其情漓耳。礼以治其俭陋，使化于文；丧以治其哀戚，使远于直情而径行。情漓者驰骛于奢与易，不若俭戚之于礼，虽不足，犹近乎制礼所起也，故以答林放问礼之本。「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质美者进之于礼，无饰貌情漓之弊，忠信乃其人之质美，犹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也。至若老氏，因俗失而欲并礼去之，意在还淳反朴，究之不能必天下尽归淳仆，其生而淳朴者，直情径行；流于恶薄者，肆行无忌，是同人于禽兽，率天下而乱者也。君子行礼，其为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礼，则事事爽其条理，不足以为君子。林放问「礼之本」，子夏言「礼后」，皆重礼而非轻礼也。诗言「素以为绚」，「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情」、「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谓「绚」；喻意深远，故子夏疑之。「绘事后素」者，郑康成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何平叔景褔殿赋所谓「班间布白，疏密有章」，盖古人昼绘定法。】其注考工记「凡昼缋之事后素功」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是素功后施，始五采成章烂然，貌既美而又娴于仪容，乃为诚美，「素以为绚」之喻昭然矣。子夏触于此言，不特于诗无疑，而更知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斯君子所贵。若谓子夏后礼而先忠信则见于礼，亦如老氏之仅仅指饰貌情漓者所为，与林放以饰貌情漓为俗失者，意指悬殊，孔子安得许之?忠信由于质美，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谬，不能知之，徒自期于心无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学，往往出于此，此可以见学与礼之重矣。

诚二条

诚，实也。据中庸言之，所实者，智仁勇也；实之者，仁也，义也，礼也。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血气心知者，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人伦日用，皆血气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谓道。」全乎智仁勇者，其于人伦日用，行之而天下睹其仁，睹其礼义，善无以加焉，「自诚明」者也；学以讲明人伦日用，务求尽夫仁，尽失礼义，则其智仁勇所至。将日增益以于圣人之德之盛，「自明诚」者也。质言之，曰人伦日用；精言之，曰仁，曰义，曰礼。所谓「明善」，明此者也；所谓「诚身」，诚此者也。质言之，曰血气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谓「致曲」，致此者也；所谓「有诚」，有此者也。言乎其尽道，莫大于仁，而兼及义，兼及礼；言乎其能尽道，莫大于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

问：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出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朱子云：「所知所行，谓达道也。」今据上文云「君臣也，父子也」之属，但举其事，即称之曰「达道」；以智仁勇行之，而后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然则所谓知之行之，宜承智仁勇之能尽道而言。中庸既「云所以行之者三」，又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朱子以「诚」当其所谓「一」；下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亦谓「不诚则皆为虚文」。在中庸，前后皆言诚矣，此何以不言「所以行之者诚也」!

曰：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强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强，不可语于智仁勇。既以智仁勇行之，即诚也。使智仁勇不得为诚，则是不智不仁不勇，又安得曰智仁勇!下云「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既若此，亦即诚也。使「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为虚文，则是未尝「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为虚文，则是未尝「去谗」，未尝「远色」，未尝﹁贱货贵德」也；又安得言之!其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人之才质不齐，而行达道之必以智仁勇，修身之必以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劝贤之必以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则无不同也。孟子答公孙丑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言不因巧拙而有二法也；告滕世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不因人之圣智不若尧、舜、文王而有二道也。盖才质不齐，有生知安行，有学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强行。其生知安行者，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学知利行者，（知）〔智〕仁勇之少逊焉者也；困知勉强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则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极，道责于身，舍是三者，无以行之矣。

权五条

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论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同一所学之事，试问何为而学，其志有去道甚远者矣，求禄利声名者是也，故「未可与适道」；道责于身，不使差谬，而观其守道，能不见夺者寡矣，故「未可与立」；虽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故「未可与权。」孟子之辟杨墨也，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今人读其书，孰知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今人读其书，孰知「无权」之故，「举一而废百」之为害至钜哉!孟子道性善，于告子言「以人性为仁义」，则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今人读其书，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贼人以为仁义」之祸何如哉!老聃、庄周「无欲」之说，及后之释氏所谓「空寂」，能脱然不以形体之养与有形之生死累其小，而独私其所渭「长生久视」，所谓「不生不灭」者，于人物一视而同用其慈，盖合杨、墨之说以为说。由其自私，虽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为；由其外形体，溥慈爱，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宋儒程子、朱子，易老、庄、释氏之所私者而贵理，易彼之外形体者而咎气质；其所谓理，依然「如有物焉宅于心」。于是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及其应事，幸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执其意见，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徒以不出于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见其笃行也，无欲也，故莫不尊信之。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伦日用，以无欲为能笃行也。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宋儒乃曰「人欲所蔽」，故不出于欲，则自信无蔽。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雠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岂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则孟子言「执中无权」，至后儒又增一「执理无权」者矣。

问﹕宋儒亦知就事物求理也，特因先人于释氏，转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理，故视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谓「放之则弥六囧闔，卷之则退藏于密」，实从释氏所云「偏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者比类得之。既冥心求理，以为得其体之一矣；故自信无欲则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曰「出于理不出于欲」。徒以理为「如有物焉」，则不以为一理而不可；而事必有理，随事不同，故又言「心具众理，应万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见固无可以当此者耳。况众理毕具于心，则一事之来，心出一理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至百千万亿，莫知纪极。心既毕具，宜可指数；其为一，为不胜指数，必又有说，故云「理一分殊」。然则论语两言「以一贯之」，朱子于语曾子者，释之云：「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耳。」此解亦必失之。二章之本义，可得闻欤?

曰：「一以贯之」，非言「以一贯之」也。道有下学上达之殊致，学有识其迹与精于道之异趋；「吾道一以贯之」，言上达之道即下学之道也;「予一以贯之」，不曰「予学」，蒙上省文，言精于道，则心之所通，不假于纷然识其迹也。中庸曰：「（中）〔忠〕恕违道不远。」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盖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圣人，未可语于仁，未能无憾于礼义，如其才质所及，心知所明，谓之忠恕可也。圣人仁且智，其见之行事，无非仁，无非礼义，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不足之辟，亦无更端之辞。】下学而上达，然后能言此。论语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不废多学而识矣。然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于道之谓也。心精于道，全乎圣智，自无弗贯通，非多学而识所能尽；苟徒识其迹，将日逐于多，适见不足。易又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同归」，如归于仁至义尽是也；「殊涂」，如事情之各区以别是也；「一致」，如心知之明尽乎圣智是也;「百虑」，如因物而通其则是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谓得其至当；又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约谓修其身。六经、孔、孟之书，语行之约，务在修身而已，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问：论语言「克己复礼为仁」，朱子释之云：「己，谓身之私欲；礼者，天理之节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盖与其所谓「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中」者互相发明。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徒邪?况下文之言「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曰「己」者。朱子又云：「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与。」在「语之而不惰」者，岂容加此赘文以策励之!其失解审矣。然则此章之解，可得闻欤?

曰：克己复礼之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故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凡意见少偏，德性未纯，皆己与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斯不隔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又非取决于天下乃断之为仁也，断之为仁，实取决于己，不取决于人，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圣人，未易语于意见不偏，德性纯粹；至意见不偏，德性纯粹，动皆中礼矣。就一身举之，有视，有听，有言，有动，四者勿使爽失于礼，与「动容周旋中礼」，分安、勉而已。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中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则曰「心无愧怍」夫古人所谓不愧不怍者，岂此之谓乎!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实践之儒，信焉不疑。夫杨、墨、老、释，皆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韩子辟之于前，闻孟子、韩子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至宋以来儒书之言，人咸曰：「是与圣人同也；辨之，是欲立异也。」此如婴儿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为其父母，既长，不复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虽告以亲父母而决为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难」。呜呼，使非害于事、害于政以祸人，方将敬其为人，而又何恶也!恶之者，为人心惧也。校注中华本于「以」字下注曰：「疑脱『至』字。」中华本注曰﹕「『乃』下疑脱『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