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不要看到“刑”字，就认为完全归之于法治。首先要了解历史，在我们历史的经验上很多，完全信赖法治会天下大乱；如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应用之妙了，所以要配合上面这四句话。历史上如汉唐的鼎盛时代，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东西，也包括了《庄子》后面《外篇》和《杂篇》所有的内容。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上，还有个东西需要了解的，就是法家的学问；法家的学问也出于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历史上记载，刑法太严格的法治，就变成一个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由司马迁开始，把完全讲法治的人，另外归类，列入酷吏这个传记里；酷吏是专用法治的，他们非常之残酷。

看这些法家残酷的法治，有个问题就来了，法家怎么会出在道家呢？道家是讲道德、清静无为，讲慈悲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偏差呢？我们要知道，一个讲清静无为修道的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对人对己的要求就非常严格。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我们学佛本来要解脱，一个学佛的人，自己性命也不管了，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还自在的一个人，结果出了家，反而觉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戒律。

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管理的严格，于是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说，法家，拿整个文化思想来讲，就是戒律；而且是对于整个社会全面的戒律；用之太过呢，就变成残酷了；用之恰当呢，法家就是治世最重要的规范。所以，庄子这里提出来，光“以刑为体”是不行的，还要“以礼为翼”。

由此我们再看儒家的两句话，孟子说得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用于宗教，不能用之于政治；宗教就是这样，慈悲嘛！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那是做不到的。只劝人为善，没有一个规范，属于很高的理想，实行起来不但做不到，还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必须要用法治作为辅导。如果光信赖法治，则“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己连路都走不通了，反而把自己困住。我们懂了儒家这两句话，再看《庄子》的“以刑为体，以礼为翼”，就明白了。所以儒家、法家也是相通的，下面庄子把这四点再加以引申。

我们不管个人的自修也好，或者国家的政治也好，为什么以刑为主呢？理由刚才说过了，现在讲他的做法。“以刑为体”不能过分，过分就成了酷吏的做法，“绰乎其杀也”。注意“绰”这个字，所谓“绰乎”，是很轻松自在，并不是严刑峻法。刑法过重，法令太严密，那就是严刑峻法，在我们的文化史上，素来认为那是错误的。严刑峻法，也不是法家的真正精神。“以礼为翼者”，是以文化的精神作辅翼，“所以行于世也”，足以永垂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