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注意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对人生有四个字，“养生送死”。包括《礼记·礼运》篇里的一段，也就是我们政治哲学所标榜的世界大同的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平等爱世人、救世人，这个思想都属于养生。但我们更注重“送死”，对于这个死亡，也包括了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都重视如何使一个老年人安心地活下去，直到最后。

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老朋友，现在九十岁了，过去在大陆是财政部管盐务的官，那不得了，比一个省主席威风大，钱多，权也大。他满清的时候出去留学，回国在武昌起义的时候还拿旗子在喊的，当然都是你们这个年龄。后来蓷勫了满清，国民政俯成立了，就做四川盐务总督，我们上将军的威风还不及他啊！到台湾来时，还带有一千两金子，一个晚上没有了。我问他怎么没有了？他说到了台北没有熟人，跑到延平北路一个开金店的同乡那里，就把这个金子借放在他的钱柜里，明天去拿。第二天下午跑去，一看银楼关门倒闭，其实就为了他这个黄金倒闭的。我说蛮好，蛮好，你这个礼送得蛮大。从此就在台湾，也修道，现在活到九十岁了，老病不堪。前天我们听到消息以后，晓得他在台中，赶快送钱去。有一个同学发心走一趟，回来报告，说他两夫妻老了，头脑昏聩，时好时坏。人生到此你说怎么办？也是修道的人啊！

所以修道是养生之道，修道也要养生，我常说你们修道学佛先不要讲远大目标——了生死，能够活时无病无痛，快快乐乐，死的时候干脆利落，既不麻烦别人也不拖累自己，说走就走就是成功了。

讲到这里管仲就问晏子，你问我养生之道，我已经跟你说了，老弟啊！你认为送死怎么办呢？晏子说，“送死略矣”，他说我问你的问题麻烦，你问我的问题送死，死了很容易嘛，“将何以告焉”，他说这个还有什么可问的呢？不需要多讨论啊。

“管夷吾曰：吾固欲闻之”，管仲说，虽然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平仲曰：既死，岂在我哉”，晏子讲既然死了，我还能管吗？管他干什么？“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烧了可以，丢在水里也可以，把我埋在土里也可以，丢在路上也可以。“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外面拿个草包起来，丢在水沟里也可以；“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给我穿皇帝的衣服，化个妆，弄个漂亮的棺材把我装起来也可以。反正都不属于我的，随便怎么弄。“唯所遇焉”，看是什么际遇，由他们搞就行了。

讲到这里，晏子的话他只说了一半。有些人对于死啊，也同晏子一样，死后由人安排，随便都可以。譬如我们年轻时碰到抗战，一边读书一边逃难，那痛苦得很。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两句话，“求仁得仁又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可是有些人虽对于这个看通了，不过想留死后之名，做人一辈子不要遗臭万年，所以要在历史上留点好名。我的朋友很多有这种想法，虽然生死看通了，这一点没有看通。

这个里头还有个故事了，京戏里头有个《赵五娘》，讲的是东汉时候的蔡邕，号叫伯喈，他的太太是赵五娘，蔡伯喈中了状元，讨了宰相的小姐做太太，把自己家乡的太太赵五娘丢弃。后来她去找丈夫，蔡状元不承认是他的太太，所以历史上这是男人忘恩负义的代表。实际上蔡伯喈没有太太姓赵，蔡伯喈在汉朝也没有中过状元；只是宋朝有一个人也叫做蔡伯喈，民间编的故事，就编到汉朝蔡伯喈身上去了。到了宋朝我们有个名诗人陆放翁，有一天到乡下去，看到乡下人唱戏，就唱这个《赵五娘》。陆放翁学问当然好，就作了一首诗，也看出人生的无奈。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唱蔡中郎

把那个忘恩负义的故事搬到蔡邕的身上来了，可见天地间的冤枉事多得很，古今中外历史，把好人说成坏人，多得_很呀！所以人生要把身后的虚名看通，我们从小读书，这一些事牢牢地记住，有时候给人家骂得冤枉了，我们就拿这个当做“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养生送死的哲学。所以有些人拼命为死后之名、光宗耀祖，在那里红起脖子跳起来，如果学过道、学过哲学，觉得真可笑啊！你说历史上那些祖宗的故事都是真的吗？都靠不住，十分七八都是假的。历史上人名地点都是真的，故事都变了；小说中人名地点都是假的，故事都是真的，社会上就有这一种事。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杨朱借管仲、晏子的嘴，讨论了生死的问题。辩论到这个时候，管仲回过头来看看鲍叔、黄子。鲍叔也是齐国很有名的一个内相。管仲说关于生死道理，了生死，我跟晏子两个人总算“进之矣”，通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