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学生陈子，提出一个问题，请教老师。他问，一个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肯出来做官？

中国古代，由十人之中，选一个优秀的人出来，给予他文武兼修的教育，叫做“士”。等他学成之后，给他一个官位，出来为国家做事，就叫做出“仕”。

这些都是三代以上，尧舜的时代的情形。尤其是舜，当老百姓时，还在种田的时候，交了许多朋友，都是第一流人才，第一流道德。等舜当了皇帝，这些人都溜掉了，隐去了，到处找不到。在中国文化中，这一类人为隐士，高尚之士，功名富贵不为所动。现代的人，如果好朋友当了皇帝，心里想：正好，他当了皇帝了，明天一定来找我，于是坐在客厅里等。如果不来，至少要诅咒他一顿。古人不是如此，反而隐开了。

如果要请一个人出来，为国家社会服务，领导人一定是亲自去请，一直到民国初年，也还保持了这种良好的传统。例如一所学校的校长，要聘请一位老师来学校任教，先准备好聘书，由校长亲自携带，穿了礼服，到这位老师家中拜候，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恳请他来教育学校里的子弟。请来了以后，在行政事务上，校长做校长的事，老师教老师的书，校长见到老师，还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口称某老师，互相为礼。这是中国文化尊师重道的精神，校长只是一个家长而已，一如家庭中的家长主妇一样。

中国的家庭主妇，好像永远低一辈，丈夫的同辈友人来了，总是跟着自己孩子的口气，叫伯伯叔叔，就是那么谦虚有礼；所以校长也是跟着学生的口气客气地称老师。不过，现在又不同了，家庭主妇对丈夫的朋友，照样叫老张、老李的。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些地方的演变，很多、很快也很大，如果把这些数据搜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而从这些演变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可悲之处，因为失去了礼仪，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人类品格的标准，甚至于失去了人性。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往下演变，一些年轻人讲的“隐语”、“黑语”，我们就听不懂了。而现在的校长，自认为是长官，视老师为部下，认为部下应该听我这个长官的。这种观念一形成，不只是师道无存，教育的效果，也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所以古代，对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有礼”，还要敬之，出于内心的恭敬。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其中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是“迎之、致敬、以有礼”。小说上写的，刘备到了诸葛亮的茅棚前，诸葛亮还在睡觉，刘备就站在门口等。左右的人要去叫醒诸葛亮，刘备阻止他们，不可去打扰他的睡眠。等了半天，诸葛亮还没醒来，张飞在旁边气大了，认为诸葛亮太藐视人了，有什么了不起，要进去一刀把诸葛亮杀了，也被刘备骂了一顿。

“有礼”的形态很多，但是，现代大学聘请教授，花一元新台币，寄一张聘书出去，聘书后面还有一张小条子，是要受聘的教授盖上图章寄回去，叫做“应聘”。好像我给了你一碗饭吃，对你是皇恩浩荡，你得谢恩似的。这叫什么“有礼”啊？我也曾接过这样的聘书，把它搁在一旁不予理会。之后来了一个职员，再三说好话，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是落后的，顽固的，但我还保留一点传统文化。最后，为了免得这个职员为难，无法交差，才签收了。后来上课的时候，训导处派人来教室点名，我就硬把他轰出去。我说我讲课，如果要靠你点名压迫学生来听，可见我教得不好，那我不要教下去了；如果我教得好，学生自然会来，用不着压迫他来。

我自小读书以来，从没见过需要用点名来逼学生上课的，如果老师教不好，自己会卷铺盖走路的。那时的大学，学生水平都很高，同学们穿件长袍，两手在西装裤袋中一插，腋下夹一本书，就晃来听课了。老师在上面讲课，可以不翻书本，背得出来；下面的学生也照样背得出来。虽然他们不一定满腹经纶，起码也是一肚子鬼主意。如果老师在上面一句书背错了，学生马上在下面指出来：老师！这一句好像不对。那时候用不着讲概论，上课是在那里彼此讨论，内容记录下来，就是概论。现在真奇怪，研究院的博士班还要上课，尤其是中文系，现在博士班的课，就是我们几十年前，十二三岁时读的书，而且当时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没想到现在成为博士班的课程，教育竟退落到这个地步。

如果要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正人君子出来，为国家社会做事，必须要“有礼”。“礼”的型态很多，不一定要照古礼，依照现在的礼也可以。就是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等，他们也各有他们自己的礼，用他们的礼也可以。

孟子说：做到了“迎之、致敬、以有礼”这三点，就表示，将依照被请人的意见，去办天下的事，社会的事，或这个机构的事。因为这个领导人，了解这位知识分子学问好，意见很高明，所以能配合这种意见。

就如刘备三顾茅庐，那不是诸葛亮摆架子，而是试试刘备是不是能做到“迎之、致敬、以有礼”。结果刘备做到了，于是见了面，坐下来谈论天下大事。诸葛亮告诉他，天下三分的大势已定，你只可得其中之一，所以应该走什么路线，如何如何……刘备说，一切照办，听你的。小说上写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什么话都听他的，什么意见都照办。

但在正史上面记载，刘备用诸葛亮，三顾茅庐有之，刘备谦虚亦有之；但并不如小说上写的，诸葛亮居然腿翘得那么高，刘备谦虚到“言听计从”。假如刘备真谦虚到如此程度，这一页历史就不会三分天下了。

孟子说第二种情形：“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出来做事以后，那个领导人在礼的方面，表面还是做得很好，并没有怠慢不周的样子；可是你所讲的话，他不听，不采纳你的意见去付诸实行，那么他那种礼上的周到，也只是表面的敷衍，内心并没有诚恳恭敬之意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只有辞职不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像这类事情太多了，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开始时有一位军师名钱江，据说也是清朝中叶的诸葛亮，上通天文，下懂地理，练达人情，这种人物每代都有。太平天国起义之初，都是他的计划，后来看到情形不对，在洪秀全“礼貌未衰，言弗行也”的情形下，就辞职走了。后来到朝廷这一边，帮助曾国藩。清代的一种税捐制度——厘金，就是他创制出来的。

当时清朝政俯，要打太平天国，国库空虚，财政支绌，经费不足，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都没有钱。于是钱江提出计划，开征厘金税，以千分之几的税率，在水陆码头，向行商起征。这种制度，一直实施到民国初年，抗战以前，易名为“统税”，当然税法上也有若干修正，直到直接税的实施，才完全取消。

一个读书人，本来有他的抱负，如果抱负不能开展，理想不能实现，就不必当这个伙计，当然就走了，这是第一等人。

次一等情形，虽然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领导人仍然对他“迎之，致敬，以有礼”，做到了这三点，心理上还是有诚意的，也有恭敬之心，此时则可留下来待机，但这已经有偏重情感的味道了。如果说，礼貌上已经有慢待的迹象了，那么就赶紧卷铺盖走路吧。

最差的一种情况是，尽管学问一肚子，可是早晚两顿饭都没得吃，想离开也没有钱，走不了。这情形被上面的领导人知道了，认为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他的那一套思想观念也很有道理，可是客观形势的影响，没有办法走他那个路子，实行他的理想。不过让他在我们这里挨饿就不好了，传出去也不光彩。于是叫办总务的每月送些钱去，给他一个名义。像这种救济性质的钱，也将就接受下来，这是“免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