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认为墨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儒家、道家，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就有这种侠义精神的成分。后世的《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墨子的精神，甚至于描写盗寇的《水浒传》，所谓的忠义堂，也是墨子的精神。现代写的武侠小说，乃至帮会组织，也都属于墨子的精神。

这种社会的形态，从战国以后，经秦汉以迄清朝末年，甚至到抗战胜利以前，这种精神，在今日海外的华侨社会，仍然存在。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有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央等五方。例如项羽下面的名将季布，有一次在和汉高祖的战斗中，汉高祖落败，季布乘胜追击，季布的马头和汉高祖的马尾，已经相连，只差一点，就可以把汉高祖杀死，或者生擒过来。幸亏，汉高祖终于逃过了这次危险，但已恨季布入骨。汉高祖当了皇帝以后，知道季布并未战死，也没有被俘，于是通令天下，悬重赏，缉拿季布，如果有人捉到季布，可以封王；如果窝藏他的，则全家有罪。这时季布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到山东的大侠“朱家”的家里做佣人。过了三天，被朱家看到了，从举止仪态上看，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奴役，晚上把他找来，问他究竟是谁？要他坦白说老实话。季布这时知道已经无法隐瞒，于是对朱家说：我就是季布，你把我绑送到刘邦那里，可以封王，又可以发财。朱家笑笑说：你这样逃亡不是办法，跟我去见刘邦。刘邦当亭长出身，还没有发迹时，和朱家这些人都是一起喝酒打牌的朋友，朱家当然能够以老朋友身份去见他。

于是，要季布化装成车夫，替朱家赶马车，直奔长安。当然，以朱家的名声，一路上通行无阻，还有人远迎远送的。过去在大陆的帮会领袖，并不是想象中的一脸横肉，动辄脸红脖子粗，伸出胳膊肌肉鼓鼓的那样的人物，也不像今日在社会上乱闹事的青年，他们都是生活非常朴素，非常讲道德，对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他们到了长安，萧何、陈平，这些地位高的文官、武将，都是朱家的朋友，纷纷请他吃饭，问起他到长安的原因。朱家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为季布而来的，季布是一个人才，为什么要缉拿他呢？招降他为自己用不是很好吗？现在还有些边远地方，没有完全平定，像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果他向南方投奔到越国，或向北方投向匈奴，岂不是培养了一个大敌人吗？何不取消通缉令，给他一个官位呢？这些文臣武将听了觉得很对，报告汉高祖，刘邦听说是朱家说的，就照办了。最后季布还是做了汉朝的大将。

从这些历史片断看到，在汉代初年，墨家精神仍然存在，不过并不称为帮会或帮派，而叫做“墨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收拾这种局面，由于当时有游侠郭解，经常拔刀相助而杀人，于是汉武帝就把他杀了，但以后的社会反而比较乱了。汉高祖是深懂安抚特殊社会人物的，汉武帝到底是职业帝王出身，不吃这一套，社会因而就成了问题。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对这个题目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等于研究现在的美国历史，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是怎么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移民在这里的生活形态，以及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都有什么关系？或者研究所谓“三K党”、“黑手党”等等，为什么依然存在。

墨子下面的巨子精神，来源如此久远，影响到后世的每一个时代，甚至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也存在这种精神。有时候墨子的精神就出来了，这是特有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

例如，在孟子以前的时代，秦国有一个巨子，只有一个独生子，犯了国家的法令，依法非杀头不可。公文送到秦惠王面前时，宰相报告，这个犯人是某巨子的独生子。秦惠王便派人把这个巨子召来，告诉他依法本来非杀头不可，因为知道是独生子，特赦了他的罪，让巨子把他的独生子带回去管教。这巨子当面谢了秦惠王，可是，他把儿子带回去以后，还是把儿子杀了，送消息到秦惠王那里说：这孩子做的事，国法可以赦免他，可是墨家的家法，不能赦免，所以还是依家法处死。

所以老式的社会，几十年前的青、洪两帮中，完全是儒家、墨家的精神，讲究的是仁义道德，规矩比外面社会的法令还严格，不对的立即处理，家法绝对不能犯。这是说墨家巨子们的精神。

宋牼，就是墨家的巨子，所以他有墨家的精神。

有一天，宋牼准备前往楚国，半路上在河南、湖北之间的石丘这个地方，和孟子碰了面。孟子称他为先生，他的年纪比孟子大，是前辈，所以对他很恭敬。尤其墨家的巨子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道德、学问也好，有一方影响之力。所以孟子就问他：“先生将何之？”

对这个“之”字，大家要注意，“之者至也”，在这里是“至”的意思，就是到哪里去。但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把它看做一个虚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已得了硕士学位，在教书，他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请他批改。这篇论文中有“卦之”一辞，我这个硕士学生，把它改成“之卦”，然后送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把这个硕士学生骂了一顿，因为“卦之”是对的，从这卦到那个卦，就名为“卦之”，而他反而改错了。这就是“之”字的运用。

像古诗中“之子欲何之？”现在年轻人读古文，读到这种句子，一定要大骂，一句话五个字，用了两个“之”字，开头“之”，结尾也“之”，在说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你要到哪里去？在古文“子”是客气话，孔子、孟子，就是孔先生、孟先生，“之子”就是“你先生”，“之子欲何之？”就是你先生要到哪里去？所以读古文，不可把文章中的“之”字，全看作是虚字，那样就会卦之、之卦，弄不清了。

孟子问宋牼要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发动战争，又要打起来了。现在我准备到楚国去看楚王，想叫他不要打仗，因为打仗，老百姓死得多，国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受不了。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就到秦国去看秦王，说服他不要打仗。这两个国家，总有一个听我的意见。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滑稽，以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身份，去看别国的君王，想叫他不要打仗，似乎是异想天开。所以要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巨子们，就有这个力量，与现在的在野党派相似，相当厉害。他们去见那些国君，用不着登记，只要拿一张名片递进去，还非见他不可，不然他会发动整个社会反对。所以他要去劝他们不要发动战争，自有他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像现代的帮派那样乱搞的，他们的学问道德，都是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程度非常高。

这就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从上古时代开始，几千年来，有一个特殊的形态，一直存在。后来到汉朝，就是门第观念，是儒家和墨家结合起来的。在宗法社会里，对于一件事情，如有一族的人反对，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包括文化、政治、哲学思想、社会、经济等等的历史，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否则写出来的书就是外行，因为缺了这一环，就错了。

孟子听了他的话，很客气地自称名字说：我孟轲，不想请教你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只想听听你劝他们这两个君王不打仗，用什么主旨，准备怎么说。

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这两个国家打仗，损失都太大，没有一点利益，两败俱伤，以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