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到在公谊私情之间友道的处理态度，又是一个高潮所在。孟子讨论了匡章的问题，与学生们继续讨论友道，又举出古人的例子。

他说：曾子当年在鲁国武城的时候，南方的越寇来犯了（这段历史，在《吴越春秋》有详细的记载。吴越之战，与鲁国、齐国都有关系）。有人告诉曾子，敌人来了，快逃吧！曾子告诉学生说：好！逃吧！但是你们要注意，敌人来了，不要让坏蛋住在我的房子里，那会把我的东西和庭院树木弄坏的。战争结束，敌人退了以后，他对学生说，把我的房子先修理好，我要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就有人议论说：鲁国的国君对我们的老师不错，很恭敬；这次敌人来了，他却脚底下抹油，先溜走了，未免令人失望。而且敌人一走他先回来，这样是圣贤的做法吗？恐怕不大对吧！其中有一个学生沈犹行听见这样的话，就说：胡闹，你们不懂这个道理，不要乱讲。从前我家被土匪抢了，负刍这个土匪率众来了。当时跟先生求学的学生有七十多个，但就没有看见一个人来帮忙。你们知道吗？这又是什么道理？

古人处世处事，是有一套章法的。可以说，对于生活的观点、社会的行迹、道德的价值，和现代不同。

孟子所举例的曾子，是他所崇拜的前人，颇似现代青年口中喜说胡适之、梁启超这种推崇的样子。然后他又举子思为例。子思在卫国的时候，遇到齐国来犯，有人对子思说：敌人来了，赶快先逃吧！子思说：我不走，卫国的皇帝，谁来保护他呢？谁和他共同守国家、守土地呢？守土有责，所以他不走。

孟子举例以后，作结论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说：曾子与子思同道，他们两人在形态上不同，敌人来了，一个走，一个不走，是各有不同的立足点；但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上，是同一个道，同一个理由。在仁、义、忠、信的基本道德上，完全相同，并无差别。因为曾子在武城的时候，是在师位上，当一个闲顾问，国君虽然表面恭敬他，可是顾而不问。并且鲁国国君对曾子，是对父兄一样，曾子年纪大，是前辈，却没有实权，对于政治无法有所建议；即使建议，也未必采纳。子思在卫国就完全不同了，是被卫国国君聘去从事实际政务工作的，属于高级顾问，处身在臣的位置，这就是另外一个微妙的道理了。其实，曾子与子思两个人，如果易地而处，也会是同样的做法。所以，时位不同，做法就不一样。试以较扩大的观点来说，假如印度的释迦牟尼生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他也可能不会出家，也许会同孔子一样的作为。如果孔子出生在印度，也可能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一样的人。

孟子的这段话，也等于为他自己说明。你们认为我应该出来挽救这个时代，可是这个时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当局者不听我的，我也无可奈何；齐宣王、梁惠王只是把我摆在客卿的位置而已，我又有什么办法！

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另外一个学生储子，齐国人，他告诉孟子说：齐王派人偷偷来看你，对你秘密调查，因为你是大儒，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法门，在生活言行上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孟子说：你告诉他们，不要浪费精神做这种事，圣人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尧舜也是人，与普通人一样。